哥本哈根

当我走进深圳会堂已略显陈旧的大厅，我已很久没有这样兴奋过。无疑，《哥本哈根》是一部值得期待的经典，它没有我们常有的焦虑，没有我们习见的恶搞，也不像我们总是纠结在日常的困境之中。它优美，规整，严肃，沉痛，从上个世纪走来，讨论的却是永恒。
　　
《哥》剧的主题很简明：二战期间，量子物理的两大巨擘海森堡和玻尔曾有过一次短暂的会见，这次会见就在哥本哈根。在那短短的十分钟的交谈之后，世界像一本放在窗台上的书，被狂风连着吹过了数十页：美国研制出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广岛长崎成为原子弹的牺牲品；二战结束；海森堡面临为虎作伥的指责；苏联研究出第一颗原子弹——全球进入了以核军备为表现形式的冷战时代。
　　
这条精彩的链式反应从十分钟会谈开始。那十分钟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作为纳粹德国的科学家，海森堡是敏感的，令人起疑的，可他也是玻尔的爱徒，测不准原理中显微镜的分辨率推导都是由玻尔代劳。他们的友谊和恩情无人能比，他们的猜忌和误解也与日俱增。已经没有人知道真相了，当事人都已经死去，也几乎没有只言片语存留，于是迈克•弗雷恩虚拟了一场死后的对话：纯白的空间，纯白的衣服，纯白的家具，纯白的写字板……灵魂间的对话被纯粹的布景具象化，玻尔夫妇和海森堡的鬼魂在无所遁逃的白色中向观众显形。他们会见的场景被反复重现，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个细节被反复解读——玻尔总是善意的，像典型的小国国民，挣扎在恐惧和自尊之间；海森堡无法撇清自己为纳粹效劳的原罪，可又怀着惊人而大胆的设想和使命；玛格丽特更像是作者自己的化身，饶舌，尖刻，不停地对谈话进行预判和挑剔。在缺少观测者的情况下，那次对谈的波函数是耗散的，种种可能性层出不穷地涌现；而当一个观测角度被选取，对谈的真相就象握在手中的沙子一样从指缝中流走。这正是令迈克•弗雷恩，以及无数观众感到兴奋的东西：历史事件和物理定律，在这场戏剧里形成了完美的对应和统一。
　　
不过，当我看完这场戏剧，“僭越”两个字，不由自主地从我脑中浮现出来。这是戏剧对理论物理的僭越，也是物理学家对世界政治的僭越。首先，历史事件和物理定律的对称固然令人兴奋，但却难免牵强。与其将那次对谈扯得“既量子物理又存在主义”，倒不如说只是个最普通的博弈论案例：无论是同盟国还是核心国，研发核武（即背叛对方）都将是自己的占优抉择。当然，如果双方能协议放弃核武计划，的确能达到群体的帕累托最优……然而这可是战争时期！如果群体的帕累托最优能够加以考虑，还要打仗干什么？团体认同感正是许多非理性行为的根源，而民族国家又是团体认同感中最流行也最强烈的一种。所以玻尔才会委屈地嚷嚷“别把我们小国当擦鞋布”，海森堡也会捂着胸大喊“非正义国家也是我的祖国”，如果说物理学家们能因为单纯可爱而逃脱“经济理性人”假设的诅咒，还有一张民族国家的天罗地网在等着他们呢！就算海森堡的“光拿钱不干活”计划能得到玻尔的认可，玻尔就有把握说服费米和奥本海默吗？最后必然还是以一地鸡毛收场，只是广岛和长崎可能换成了慕尼黑和莱比锡，那戏剧化的“十分钟”也会变成很多个五十分钟乃至三个半小时。迈克•弗雷恩，“你用一副想象的牌，把我们都蒙了！”
　　
戏剧家对历史事件的物理学解读固然靠不住，物理学家对世界政治的僭越倒也不是他拍脑袋想出来的。曼哈顿计划的主持者奥本海默曾在联合国大会上痛心疾首地忏悔：“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可杜鲁门听说后却气得破口大骂：“是我下令投的，和他有什么关系！”让我们再齐声朗诵一下海森堡的台词，“在这个存活着20 亿人口的世界上，我是一个背负着无法承载的重任的人。”这是何等的浪漫主义，在这一刻，物理学家是世界的中心，虽然在这个白色空间之外，依然尘归尘，土归土，政治的归政治，物理的归物理，人类的归人类。

2008-10
　　

这种探讨科学正义性问题的主题在科幻故事中经常出现，对我来说并不新颖。

音响效果不太舒服，配乐也比较奇怪。

有良知的科学家是否应该参与伤人性命的武器的研发？
对家庭的责任、爱国心、作为人类的道义，这三者互相冲突时该如何选择？
这个问题目前还不会有定论；
我认为只要是认真思考过后的决定都是值得尊重的。

第一次接触这类的戏剧，看是中国版的，小剧场演出，主要使用语言的表现力。很考验演员。

印象深的除了深刻严肃的主题，再有就是情节的安排。反复反复的去说明一个情节，通过对方和自我两种角度，细致的反映每个人的处境和立场。这应该是这类戏剧想要使用的所谓“离间手法”的目的，多角度多角色的展现一个主题和人物。这种反复在深刻主题的笼罩下，并没有显得罗嗦，反而一层一层每每揭示出一些新鲜和出人意料的理解。并且编剧也善于使用悬念，在不断颠覆观者所得出结论的同时，让情节完美的契合，于情于理都能够说服人，的确是匠心独运。

往往中国的话剧，能涉猎到的最深刻的主题，往往是民族感情、社会民生。但是揭示关乎人类，关乎没有国家界限，没有文化差异的人本身的思考和讨论，却甚少。想到战争，往往中国人总是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角度上去考虑和归置感情，所以说，还缺少一些广大和普世的东西在。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之间的冲突是这部戏剧的中心。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我们都属于某个家庭，属于某个国家，属于某个民族。而人是不能没有感情的，人之为人而不是机器，有回忆经历存在，是有感恩之心存在。我们的感情自然而然的归属于一个集体。所以爱国主义一直并强烈的存在着。人道主义近乎人的本能，人生来就有着同情怜悯的能力，能够想他人之所想，能够相互理解，并产生共鸣。

有趣的是，战争把人放置在一个尴尬的境地。使得着两种伟大正当的主义，出现了冲突和矛盾。想要保护自己的国家，也不想帮助自己的国家伤害别国的人民。让那些头戴光环受到无限崇敬的科学家们，左右为难。科学与人类，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人为什么要做研究，除了成就自己的聪明才智，更重要的是科学的最终目的，造福还是摧毁。这其中，有关“核武器”的震撼力冲击力，仍然让我们这些已经了解这段历史的人被深深的触动。戏剧中间，插播的那些核爆炸时造成的毁灭性的景象，更加深刻的诠释了人物的感情和矛盾，非常有感染力。

据说原剧本有四万余字，戏剧毕竟有感官接受的限制，删减了很多，有些可惜。向原剧作者，一位思考着人类共同思考的问题的人致敬。

“A lot of people think the play is about moral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scientists should work on weapons. And of course, moral questions do come into it. Before we can make any judgments of anyone, we have to understand why they are doing what they do. You can’t make judgment about anyone unless you have some knowledge of their intentions.”

Michael Frayn 在一开始如是说。作为一个从事过核物理科研工作的人，即便我在事实上已经比大多数此剧的观众要掌握更多的核物理知识，却仍然无法声称自己对他们的意图有一星半点的了解。所以，以下的评论中，我也仅仅在谈论“剧中的二人”和剧目本身。而对于这场谈话中究竟发生了什么——2010年玻尔同海森堡未寄出的信件已经公布，却恰似戏剧的延续。


《哥本哈根》首先是一个关于立场的故事。

战争是科技发展的催化剂，很大意义上是指在战争局势下已有的理论知识被迅速转化为技术产品。这个转化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不少新生物在公众世界里获得一个固定的意义与定位之前便匆匆问世。对于武器来说更是如此：它们天生便带有“伤害他人”的原罪和“保家卫国”的荣光。事实上带有这种古怪的二元对立属性的物体不只有武器，还有发明武器的科学家们：他们一边属于自己国家的公民，一边又属于一个公开、联合的学术圈子中的成员。所以，在两者的诉求对立时，应该保留哪一方面的立场？或者说，哪一方的利益应当被首先牺牲？所以“不少人认为这部戏在谈论道德问题”，战争中的道德问题。

在以下两种情况中，知识的封闭比流通更有可能发生：一是没有公共承认规则的蛮荒丛林中，二是当该知识具有革命性、压倒性优势的时候。世界大战即满足了条件一，而原子弹则满足条件二。并且，相比于以往的任何时代和任何知识，以上两点都可以算作登峰造极。故而由此造成的壁垒，不仅高而且边缘锋利，容不下任何墙头草和中间派。理想的从属者应当接受自己单一的立场并且在行为上服从之。然而这样的角色在现实中很少存在，所以戏剧中单纯的好人或坏人都会给人以轻飘飘的纸片感：或者说，正是这些立场及道德上冲突和选择赋予角色以重量。

而知识的封闭并不会阻碍实际上技术进步的发生，无论是在剧中还是现实中：轴心国和合众国阵营最后都踩在了核武器的门槛上。而障碍本身——即知识交流的不可能性——才是更为困难的部分。


《哥本哈根》其次是一个关于责任的故事。

事物的缔造者往往怀有一种天然的责任感：我应赋予我的造物以意义，让它在合适的地方发挥自己的用途。但事实上，一件造物自诞生之日起便不再属于缔造者自己，而是属于能够接触到它的整个世界。从这个方面来说，科学家，尤其是那些热衷于发明创造的家伙，常常要背负许多额外的道德责任。所以在《哥本哈根》里，呈现出一番非常有趣的景象——那些强有力的政治家们隐去了身影，而柔弱无力的科学家们挺身而出，试图利用他们的话语权去营造乃至欺骗：“造原子弹所需的铀量超出了人类的能力。”

《马兰花开》也是一个有关责任的故事，但是剧中的科学家们所面临的矛盾仅仅是国家和个人家庭的冲突。根本原因在于时间点的分异：即核威慑建立前后。在核威慑建立前，没有人能确定这头凶猛的野兽是否还缚在自己手中；而核威慑建立后，重要的事情变成了牵起缰绳这件事本身。

而耶稣因为背负那沉重的十字架而成为耶稣。其他人无知无觉是因为有人已替他们做出了选择。


《哥本哈根》还是一个有关交流的故事。

开放的交流是当今学术界最美好的品质之一，而秉承着开源共享精神的互联网则被视为未来时代的标志。在和平的年代人们拼命降低交流的成本，而在混乱的年代一切则完完全全背道而驰。曾经情同父子的尼尔斯•玻尔和海森堡再次站在哥本哈根的花园里时，却发现已无话可说——流血的时局，分离的骨肉，败退的战争，诡异的政治，逝去的美好，以及各自科研的进展。当名为“客套”的烟气散去后，冰冷而破败的现实便横亘出来：他们站在这里实际上并不仅仅代表着他们二人。如果说他们之前自由交流的日子是路灯下的所见的话，那么此时的对话就像是摸着黑在阴沟里寻找丢失的钥匙——而对路灯下的细节越清楚，越无益于在阴沟的寻找。所以，在哥本哈根的重逢，首先便要求二人忘掉过去的经验。

《哥本哈根》电影里，客厅相见的一段呈现得极佳：海森堡被玻尔夫妇二人驱赶似地局促不安地走到客厅另一端，玻尔低着头，海森堡搓着手，唯有玛格丽特神色泰然，然而却站在镜子里，书架旁，谈话场外的暗处。而他们的微笑里只有彼此。虽然二人是站在华丽的客厅里谈话，阳光从背后的窗户里温度地打进来，但一刹那沉默的寒意却让人仿佛置身于冰冷的宇宙中，而他们则是漂浮在无边黑暗里的两颗星球。而两颗星球之间会发生什么呢，在这样一个黑暗、残酷的宇宙中？刘慈欣在《三体•黑暗森林》中借面壁人罗辑之口说出了答案：猜疑，无法斩断的猜疑链。你无法判断我对你是善意或恶意的；你无法判断我认为你是善意或恶意的；你无法判断我判断你对我是善意或恶意的；你不能判断我是善是恶——你不能判断我是否会对你发起攻击。所以，我应当开火：因为不是我开火，就是你开火。

剧中的玛格丽特便是切断过去的这把刀：在大多数时候她呈现的是一种女人的刻薄而非温柔。每当玻尔和海森堡流露出一丝对“美好的旧时光”的幻想时，她便毫不留情地刺入。她让二人逐渐接受阴沟里的事实。所以到了决定性的对话时，完成使命的玛格丽特便不再在这个场景中出现。虽然这对话没持续几句便匆匆结束。


《哥本哈根》是一个有关（无法）理解的故事。

8月坐火车路过哥廷根时，我旁边的位子上来了一位老爷爷。他从手提包中抽出一支钢笔和一本厚厚的笔记本，翻到字迹与空白交接的那页，沉思、书写。彼时窗外是六点钟的夕阳，我和同学在桌子上吃着晚餐聊着天。我瞟了一眼他的笔记本，上面全是数学公式，不少符号我甚至都不认识。

当时我的反应非常奇特：我感到有点新奇又有点害怕，于是便收敛起来，直到老爷爷下车才告诉同伴有关笔记本和数学公式的秘密。现在回想起来，老爷爷在火车上推导公式的场景却让我感到一些坚持和孤独，正如只身留在德国从事核研究的海森堡。火车上的我们和哥本哈根的玻尔，实际上都无从理解他们的想法。

“Does one, as a physicist, have the moral right to work on the practical exploitation of atomic energy?”

海森堡和玻尔究竟谈了什么，已无法完全还原。剧中的设定是海森堡带着一个建立核威慑的诉求而来。问题在于他如何让玻尔理解这一意图。这个男孩以一种恳切的目光询问导师有关道德的问题——然而玻尔转身，大跨步地离去。冲突在道德，而悲剧之手是（无法）交流。

冷静的德国人和不羁的北欧人，有力的年轻人和权威的长辈，一切差距都是理解的壁垒。况且这是一次离不开立场和责任的交流。当我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揣测出他人出于他们的立场会产生的想法，此时理解并没有发生，因为这想法还未经他人确认。但当海森堡鼓起勇气问出那个问题之后，友好的空气便已经消失了。确认不会发出，理解也无法建立。而海森堡却无法知道对方是否已经建立的单方面的理解——无论是故意或无意，他没有造出核武器，原因是对临界质量的错误估计。而猜疑链另一端的玻尔，却已经开了火。

所以，当最后核的恐怖真正肆虐于世的时候，那些手，那些制造并播撒了恐怖的手，会齐齐戳向海森堡。


“I thought this meeting suggested a very good parallel between Heisenberg’s uncertainty principle and the psychological uncertainty that I think exists. The theoretical barrier in knowing why people do what they do and the particular difficulty of knowing why Heisenberg went to Copenhagen seemed to focus the difficulty in one particular incident. And what the play is about is whether we can really have any absolute knowledge of anyone’s intentions. ”

确定一个粒子位置和动量的方法是用另一个粒子与之碰撞并探测，而确定一个人思想的方法是用谈话去推断。在被外界探知之前，粒子和思想都是黑匣中的猫，有着漂移不定的状态。Michael Frayn的《哥本哈根》也是一次思想实验：人是否能对他人的意图有哪怕一丁点的完全认知？剧中探讨了许多种可能，却从没有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