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语课

有时候有种奇妙的感受，总觉得有些东西，是没有时空限制的，是息息相通的，所谓正义，良心，人性。

1987年，韩国律师宋佑硕因策划及参与悼念釜山事件伤亡人士的追悼会，聚众集会被逮捕，在公诉庭审上，由于为宋佑硕申请辩护的律师过多，为了明确辩护人到场情况，庭判长不得不对照一份长长的名单开始点名，随着一个一个名字的喊出，现场的辩护人一个接着一个起立，大声回应“到”。当天，全釜山市142名律师中，有99名律师到场，请求为宋佑硕辩护。

《辩护人》电影截图

这是2013年韩国电影《辩护人》的最后一场戏，宋佑硕因为长年为民主辩护，当自己身陷困境，有99名同行愿意站出来，为他请命，我愿以我的名字为你辩护。

1968年，美国学生运动盛行，他们呼喊着人权，反抗美国政府积极参与越南战争。时年，艾比·霍夫曼、杰里·鲁宾、汤姆·海登和鲍勃·席勒等七君子，因其学运组织者的身份被抓捕，他们被指控煽动暴乱罪，于是一段长达五个月的审判开始进行，荒诞又混乱，最后的一场审判之上，庭判长示意一名被告陈词，并忠告其简短、尊重法庭且不带任何政治内容。此后，被告代表汤姆·海登开始发言，他说，从这场审判开始五个月以来，有4752名美国军人在越南丧生，接着，他开始一个接着一个的读这些人的名字。

《芝加哥七君子审判》电影截图

这是2020年美国电影《芝加哥七君子审判》的最后一场戏，汤姆·海登的发言引发了庭审极大的骚乱，庭判长则急得不可开交，他不希望4752名丧生军人的名字被记录在案。而庭下的人们则纷纷起立鼓掌，为被告们的勇气和胆识，那些成为战争牺牲品的名字，总该有人为他们作书立传。

1945年，德国战败，一名常年被收押在集中营的犹太人Gilles被解救出来，俄国人问有多少像他这样的人被关押在集中营里，他回答大概有两三万，由于记录在案的所有资料都被纳粹焚烧，俄国人继续问他是否还记得那些犹太人的名字，Gilles回答：我记得2840个人的名字，接着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念了出来。

这是2020年的德国电影《波斯语课》的最后一场戏，劫后余生的Gilles不假思索的说出来一大串命运共同体的同胞名字，因为恰恰是他们的名字，让他活了下来。

《波斯语》电影海报

长久以来，关于二战的电影已经诞生了无数佳作，当我们以为很难再有新意时，《波斯语课》却再一次将人们击中，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呢？他没有浩大的场面，没有关于二战的任何直接描写，他仅仅只是讲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如同《冒牌上尉》、《穿条纹睡衣的小男孩》、《地雷区》等电影一样，给人以震撼的力量。

1942年，犹太人Gilles在将被枪杀之际，因谎称自己是一名波斯人而被留下，随后他成为了一名纳粹军官Klaus Koch的波斯语“老师”，对波斯语一窍不通的Gilles不得不凭空编撰出一门波斯语去应付，以免遭杀身之祸。Gilles需要每天教Klaus Koch四个波斯语单词，并且牢牢记住。此后近三年的时间，Gilles一共教给了Klaus Koch的波斯语单词共2840个。

是的，这2840个单词，来源便是同Gilles一样被关押在集中营的犹太人同胞的名字。在集中营收押期间，Gilles除了教Klaus Koch波斯语，同时帮助他记录犹太人“犯人”的名录，由于生编出一门语言实在难度太高，Gilles便以一个个犹太人的名字作为词根，以便自己更好的记住和更好的传授给Klaus Koch。

在电影中，Klaus Koch是一名为纳粹士兵掌管伙食的中尉级别军官，在Gilles取得他信任之后，Klaus Koch慢慢愿意袒露真心，他并不迷恋战争，加入纳粹也并非出于信仰，不过就是那么发生了，Klaus Koch有一个哥哥，哥哥在他加入纳粹之后便失去了联系，转辗去了伊朗的德黑兰居住。Klaus Koch的梦想便是，战后去德黑兰与哥哥相聚，他想象着自己学好波斯语，在德黑兰开一间餐厅，战争前，Klaus Koch曾是一名餐厅主厨。

Klaus Koch是一名典型的“平庸的帮凶者”，他从不开枪杀人，内心向往和平，在片中，他甚至多次对Gilles出手相救，但本质上他并没有什么不同，和其他纳粹分子一样，骨子里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认为犹太人是“猪狗”，是无名之辈，对他们的死活漠不关心。

电影中有一段颇有意味，Gilles将自己的生还名额送与其他人，自己则与一群犹太人要被枪决，去往枪决的路上，Klaus Koch赶去救了他。

Klaus Koch质问Gilles：一个意大利的哑巴青年，你要为他牺牲自己吗？为了他你愿意和这些无名之辈一起去死吗？

Gilles回答：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才成为了无名之辈。

在片子里，Klaus Koch用“波斯语”创作过一首诗，诗里面这样写着：风把云送向东边，在那里，处处是渴望和平的的灵魂，我知道，我会幸福，随着云，飘向的地方。而讽刺的是，“平庸的帮凶”的这首渴望和平的诗，却正是那些被残忍迫害、杀害的无辜犹太人的名字而组成。

电影《波斯语课》太奇妙了，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故事确实改编自真实历史，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在那个恐怖如斯人性沦丧的战争年代，一名普通的犹太人，化用2840名同胞的名字，创造了一门“波斯语”，最终生还了下来。在这个故事里，这部电影里，充满了值得细细咂摸的段落，电影也如同一个小切口，再一次让我们回望了那个残酷战争年头，纳粹集体人性的恶，和极端之下人性的善。

毫无疑问，《波斯语课》的题眼是“名字”，名字是每个人独特的标记，是存在的象征，每一个由单词或笔划组成的名字，帮助我们区分你我，名字的背后，是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各有喜怒哀乐，各有人生际遇。

名字可以是一种正义，就像电影《辩护人》中，那99名为起身站立高声呼唤的辩护人；名字可以是一种良心，就像电影《芝加哥七君子审判》中，那4752名军人的名字被念出来所激荡出的反应；名字可以是一种人性，就像《波斯语课》中，2840名犹太人同胞的名字组成了一门新语言。

那些斗争过、亲历过、陨落过的名字没有被忘记，历史就不会被忘记。

题图：《波斯语课》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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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语言学的角度谈一下电影。那位上火星的马斯克最近说，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居然不是飞行器也不是汽车）——是语言。很难不赞同：社会若失去语言则不能称其为社会，历史若失去语言则人类失去历史。

这部电影显然跟语言并没有多大关系。但凡导演想多放点心思在语言上，就不会把“波斯语”仅限于学单词上了。事实是就算你把2840个单词倒背如流，也不一定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如果你不懂语法的话。何况波斯语作为印欧语系的分支，还有时和体的变化。更别提作诗，那充其量是词语的堆砌罢了。

当然，本身电影想说的就不是学语言这事，和语言有关的是“指称意义”。当一个事物拥有了名称，我们可以用语言指称它时，它就不再是无意义的了。就像小王子的玫瑰，于千千万万的玫瑰花中，只有它是有意义的。它是“小王子的玫瑰”，而不是其他的任何一朵叫不出名字的玫瑰。不然试着回想一下那一大片玫瑰花园中的玫瑰，除了小王子的那一朵，你还能想起哪一朵呢？

这就是为什么“好心肠”的军官会认为即将赴死的平民是没有价值的“无名之辈”，不值得“雷扎”替他们牺牲。“雷扎”是有名姓的人，是具有了生命意义的人。整部电影除了军官，另一个以“雷扎”称呼男主的人最后则为他献出了生命。

“指称意义”的重要性在这部影片中更体现于结尾，也是最高潮的片段。当男主缓缓报出2840个被杀害的平民的名字，观众才从这一个个或长或短的名字中意识到无法承受的震撼。当受害者不再被匿名化或以数字表示，历史真正的重量才浮现在人们眼前。

故事发生地应该是在法国。战俘营里扣押了许多法国人。

所以男主是在法国被捕获的不明族裔的犹太人，他会讲法语和德语。（可见其聪明）

（他不会希伯来语。希伯来语那时候是门死语言，二战后以色列复国后才被语言学家复活。）

上尉自述自幼家庭贫寒，入党前也只是个厨子，他只会讲德语，和后来努力学会的假波斯语。

片末盟军攻破后，上尉逃到机场，拿的是比利时护照。比利时讲荷兰语、法语、德语。（上尉只是个厨子，他就算知道比利时除了德语还讲什么话他也不会讲。）

上尉不敢自曝德国人的身份所以装不懂德语，他对两名盟军军人从头到尾讲的是假波斯语。

两名盟军军人的帽徽是波斯国徽，他们是波斯陆军。他们讲的是真波斯语。

第一名军官听不懂上尉的假波斯语，不知道那是什么语言（不是德语也不是法语），所以第二名军官来用英语问：Can you speak Farsi?

上尉听不懂英语。他还是用流利的假波斯语回答。上尉是个憨厚的老实人，由于对话有困难上尉已经慌了，直到彻底崩溃，歇斯底里地要逃跑，被接管机场的盟军当场逮捕。

（他稀里糊涂的入了党，参了军，可从头到尾对战争都没有兴趣。他也就是坐在办公室里搞搞文书，在厨房做做饭，完全没有身为纳粹军人的自觉和信仰。他只是想去德黑兰找哥哥，开个餐厅过平淡的生活而已。为了这个小目标一直在努力在准备，学了这么久假波斯语，只为了去和亲人团聚，美好生活。别的军官忙着焚尸灭迹，他早就准备好了逃跑，逃跑的时候先塞进裤子里的也是这本假波斯语笔记。以为万事俱备，他对美好生活有多渴望，最后那一刻就有多绝望。哎）

结尾盟军军营里和男主对话的白发老头是美军，袖标表明军衔是陆军下士，他们讲的应该是法语。

作者： pASslosS

提及二战大屠杀此类题材，影史上已有不少佳作，经典如《辛德勒的名单》《大街上的商店》，纪录片则有《夜与雾》和堪称巨著的《浩劫》……那段历史总是人们用来审视人性黑暗的最佳素材。

《波斯语课》作为一部精心编排的二战大屠杀剧情片，于去年北影节展映后就收获了不俗的口碑。

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比利时犹太人为了在集中营里活下去而自创了一门语言的故事。 虽然电影片头有“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字样，但本片其实由编剧沃尔夫冈·科尔哈泽改编自短篇小说，是个更接近于寓言故事的存在。

以此为基础，再加上成熟又略带匠气的电影手法，成为突围的易食佳肴也在意料之中。

回顾导演瓦迪姆·佩尔曼的职业生涯，其上一部比较成功的作品是2003年的《尘雾家园》。该片当年拿下3项奥斯卡提名，讲述的是移民故事。而这部新作《波斯语课》则源于导演回望历史的冲动。

瓦迪姆·佩尔曼14岁时离开苏联，他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二战，却看到了二战对其父母的影响。在他的家庭里，与大屠杀相关的一切都很少被提及，导演说这个话题就像麻风病一样可怕，避开不谈已成习惯。

身为观众，我对《波斯语课》的第一观感是流畅和精彩。这首先得益于两位挑大梁的男演员，尤其是纳威尔·佩雷兹·毕斯卡亚特，他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钢琴家》里瘦削的艾德里安·布洛迪。

此前毕斯卡亚特留给影迷的印象更多来自像《每分钟120击》《我是你的》这样的LGBTQ题材影片，其实他在《天上再见》里扮演的法国士兵也颇为惊艳，绝对是前途可期的演员。

在《波斯语课》中，他以比利时犹太人Gilles的身份出场，随后机智地装作伊朗人逃过了第一次屠杀。为了生存，Gilles必须向一名负责纳粹餐饮的德国军官科赫教授波斯语。

这种设置非常巧妙，两人共处一室，一个想通过学习波斯语在战后逃到德黑兰开始新生活，另一个则需要临时编纂波斯语以求活在当下。

对于科赫，（假）波斯语是“爱的语言”，但对于Gilles，这却是“求生的语言”。

此外，集中营里复杂的权力关系也是看点。导演掺进些微的哲学因素做辅助，最终在历史素材和吸睛创意之间找到了某种平衡。

集中营里的人都需要一个位置，活人有活人的位置，可以是杀人犯、受害者、幸存者或是权力系统里沉默的大多数……死人也有死人的位置，他们的尸体被一车车拉走，旁边的焚烧炉冒着滚滚的黑烟。

如果说最初Gilles的处境是如履薄冰的求生，那么在他彻底得到科赫的信任后，便已经脱离了同期犹太囚犯的悲惨处境。

他是幸运的个例，所以能从被迫害的人转而成为体系的一部分。但他没有拯救犹太同胞的能力，这种耻辱感在他的灵魂里逐渐积淀。

片中有很多类似的场景，比如意大利兄弟遭受着非人待遇，Gilles却在屋子里给德国人切面包；当他被科赫偷偷运到农场避难，Gilles抬起头来，听到了地狱火车的鸣笛声。

反观科赫，借助这门莫须有的语言，他从残暴的共同体中解脱出来。但这个人物仍缺少反省。他很聪明，但并不悲悯，也不值得被同情。科赫从未觉得自己是屠杀犹太人的同谋者，他认为自己是在完成工作，也把战争的结束看做一次个人的解放（尽管历史不会饶了他）。

这其实带来一种猜想，那就是仇深似海的纳粹军官和犹太人究竟能靠一门虚构的语言弥合多少距离。 科赫用（假）波斯语回忆自己的父母兄弟，他读出那首全世界只有他们二人才能听懂的诗，就像是狮子向猎物朗读自己对食素癖好的向往。

可惜猎物很清醒，他知道就算眼前的狮子食素，自己也迟早会被其它狮子吃掉。

剧情越向后推进，科赫对Gilles的迷恋就越发明显。当然，对我来说他们之间的“暧昧”是观影过程的意外享受，但享受之余又觉得有些猜不透导演的意图。

这种迷恋到底从何而来？是对“波斯语”还是对“能说流畅波斯语的Gilles”，亦或是单纯对“语言带来的人性的希望”的向往？

我更愿意相信是最后一种，也就是身为军官的科赫对自己被泯灭的人性仍有一丝需求，并把这种需求投射到了Gilles身上。

但因为导演没有明示，我这种猜想或许也只是一种过度解读。

那么另一面，集中营的细节其实能够决定一部二战题材的影片是否尊重历史，比如《索尔之子》就能把细节做到时空穿越般精细，观众的视角就是索尔的视角，色彩、灯光甚至是行走的路线都由匈牙利历史学家现场把关。

与《索尔之子》相比，《波斯语课》在这方面就粗糙了很多，甚至有刻意伪造的嫌疑。在片头，集中营入口处有一句纳粹的口号“Jedem das Seine（依功过论处）”。

上图为真实的集中营大门，下图为影片截图

二战期间，纳粹曾将这句口号用在魏玛附近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门口，但这句口号在法国的任何集中营中都没有出现过。导演把这句标语用在这里，可能是为了渲染恐怖氛围。

影片中还有几个着墨不多的纳粹军官，通过他们其实能窥到一些“纳粹的世界”。

在纳粹的世界里，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和琐碎的怨恨便能轻易决定生死。这种暴力的对象不止于犹太人，也同样体现在上级对下级的惩罚上。这种权力系统真正让“人”成为非人，也是屠杀犹太人的罪恶根源之一。

大屠杀是一场军事化的屠杀，所以集中营的种类繁多，包括勘探营、铁路修筑营、过渡营、集中劳改营、岛屿集中营还有青少年集中营……本片中的集中营应该是设在法国的过渡营，其目的是将囚犯运往波兰的集中营。

基于此，片中有个别细节的设置可谓四两拨千斤，比如在被抓时，主角被建议“该绕去意大利”，但在1943年9月，意大利向同盟国投降，德国人占领意大利北部，那里的犹太人也开始遭殃。

这里面除了当地的犹太人，还有许多来自法国和南斯拉夫的犹太难民。德国纳粹将他们围捕，所以观众才能看到那双来自意大利的犹太兄弟。这暗示着，只要是犹太人，逃到哪里都没什么用。

看完《波斯语课》的观众也许会发觉，这部影片如果真有一个大bug，那就是语言上的使用了。

一门语言不仅仅是发明和记忆单词，片中这个设定或许符合科赫对语言的常识，却很难说服观众。很明显，《波斯语课》中的词汇大多是名词，那些不是名词的词汇也多以名词的形式被使用。

不过导演为了创造这门假波斯语，也确实下了番功夫。他找到了莫斯科国立大学的一位语言学家，让他基于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法国犹太人受害者的真实姓名来创造，并尽可能加入东方韵律以显得逼真。

不过就算只是两千余词汇量的学习，也会有表达时态语态的需求，常用的短语也应该有，但影片对此一带而过，着实有些牵强了。

影片另一个不太合理的地方是主要角色所掌握的语言。来自安特卫普的人主要说荷兰语，但在片中Gilles竟然能说流利且没有口音的法语和德语，却对是否会说荷兰语只字未提。

这种语言上的混乱同样发生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波斯语课》的剧本最初是用俄语写的，然后被翻译成英语，最后又翻译成连导演自己都不会说的德语。

对比过往的经典作品，《辛德勒的名单》中，大多数演员都讲英语，他们用口音来表明角色的出身；《索尔之子》中的演员们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及方言）进行交流，甚至重造了一些已经消失的词汇，就是为了证明这是来自欧洲各地不同国籍的犹太人。 但从剧作角度看，（假）波斯语其实是用来调整科赫和Gilles人物张力的核心工具，它可以牵动“威胁、试探、信任、能力、交易”等一系列促成观众情绪转折的内容，本质上更类似于《辛德勒的名单》，都是用人物弧光撑起剧情，并将筹码压给人性光辉。

《辛德勒的名单》

科赫和Gilles用一种新的语言相遇，因为他们本身的语言已被政治和人性之恶所绑架，是被剥夺的语言。似乎只有通过假波斯语，他们之间才有敞开心扉的可能，这也让他们每次的交流如同一本私密日记。

与此同时，影片也是关于历史的记忆和见证。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成了活体字典，每个人都对应着一个单词。最后，这些生长在不毛之地的（假）波斯语词汇变成了大屠杀受害者的名单，电影也因此而升华。

其实就连导演自己也说：“如果Gilles没有决定根据囚犯的名字来编写语言，整个故事就不会有趣。”

历史往往有被抽象化、琐碎化的风险，但《波斯语课》带来了某种启示，它警示着大屠杀并不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定产物，它完全有可能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群体当中。

而且如果你注意到的话，会发现德语中的“烹饪/厨师”即是科赫(Koch)的名字，一个直白又单薄的词汇

片中有一幕呈现了纳粹军官奢华的野餐，台词非常讽刺：

他们以伟人的姿态庆贺并合影，只感叹时光流逝，未曾想过历史会以怎样的方式清算到自己的头上。

一切都能轻易地结束？永远不会。任何人都逃不过道德正义的审判。

一 你知道的，我不写日记的。但凡写点什么，都像是写给你的。况且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下，我顾不上许多，只盼着战争早点结束，我就去德黑兰找你。 记得我们在街上碰见纳粹军的事吗，那个时候，你很害怕，我的肩膀分明地感到你的颤抖。我趁着人群拥住你，当时不知怎的，我很想笑，你比我小，说话办事感觉比我更像个成熟的大人。我知道你有见地，从未看过你有“不确定”的时刻。我也知道自己不是一般的神经质，在你这儿，我愿永远做个小孩儿。 我只是个厨子，你知道吗，只是人高马大一点，看起来像个真正的军官。还在厨房做小工的时候，有一次那些指挥官们要出去郊游，吩咐下来准备二十五个人的特色菜。我已经颇能独当一面了，当晚领班突然晕倒，我情急之下叫大家更换食谱，这才让他们军官有饭可吃。说实在的，我是有点得意的。可及至饭点，接到情报员消息，立刻转移，军官们已经撤走，看来哪里又遭到突袭。厨房里再次乱成一团，那些用精美的瓷盘，瓷壶，紫砂器皿装盛的佳肴，转瞬成了剩菜。我追着指挥官的后脑勺愣住了，他在受谁指挥呢？我第一次看到了某种“规则”，就是平日里我们死也要遵守的那些——只是一个空房子，这个房子被不断装满，腾空，装满，腾空，最后房子倒塌，仿佛什么也没有存在过。 在紧急转移的路上，我和同伴都身心俱疲，我死死盯着无名指上的戒指，极慢极慢地把它摘了下来。 有了军衔不久，我就在自己的办公室装了一面壁橱，里面屯满了肉罐，酒，面包...屯满了规则。 大规则是恨犹太人，小规则是爱肉罐。 是在监狱后面的树林里和一位老侦察兵谈话时萌生了战争结束后去德黑兰经商的想法。你离开之前我就知道你大概早就不做司机了，至于你现在何以谋生，我不得而知，但我想在你生活的地方开一家餐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二 周二上午，我刚听完女助理云里雾里的报告，士兵带过来一个自称是波斯人的犹太人。他当然是个犹太人了，不用“我觉得”，“说不定”，“有可能”...他就是。年龄会带给一个人这种用直觉判断的能力，就像我只是向那位林中的老人提起你，他便明白了，明白了一切，所以没有问。是啊，有太多问题，我们第一个应该先问自己，如果自己没有答案，那别人也没有。而眼前这位犹太人自称会波斯语，这让我一下子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我还是决定留他在身边。 每天晚上睡前复习波斯语时，最想念你。你懂词素，词根，词缀——那些规则，我不懂，有你来教我，我一定学更快。现在我先学单词，再学介词，后来连词成句，和扎雷对话时，倒也凑合。我问扎雷“我爱你”用波斯语怎么说？他咬着音向我示范。那一刻，我感到了语言的神奇。我们用另一种语言表达母语中最寻常的概念的时候，似乎会冲淡其中的压力，把里面的心情洗得很纯粹。“我爱你”就是“我爱你”，没有犹豫，没有期待回答。

三 你到底在不在德黑兰呢？我的眼睛钉在花名册上。“尤恩”是个多美的姓氏啊，“尤恩·扎雷”“尤恩·欧伊克”“尤恩·麦斯”......总之，你不在这上面。 宿舍风波后，扎雷明显虚弱很多。我知道他也在想办法逃出去，我要帮他。我想你也会支持我这么做的。 而我知道，他不会让我帮他的。 我们都有自己无法控制的，不能避免的，无论如何都要去的地方，一个人的命运也好，一场战争的走向也好。这是我们胜利或失败，离别或团聚的唯一原因。 可只要我说着我们的“共同语言”，我就用不着劝他，我只消说 “跟我走”，就比命令更好用。 否则他宁可死。你看他，穿着有犹太人标示的褂子，顶着都不属于他的名字，在尝试了一百种一千种活下去的方法后准备去死...你我就是这样走散的啊！ 我叫住了他。

四 扎雷和我的争吵让我清晰地回忆起我和你的争吵。原来我们终其一生都是在不停地学习“语言”，我们学习彼此的“语言”，从生疏，到熟练，到升华语言之中的含义，直到发现并不能真正的沟通——有谁是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吗？有谁是从一开始就是对的吗？ 尽管如此，那是这门“假波斯语”最后一次发挥作用。当我在机场被团团围住的时候，我接受了——不是我不该来，而是你不在德黑兰。

李洋教授在《目光的伦理》中总结了大屠杀电影的基本框架：还原-归罪-反思-对反思的反思。“首先，一个大屠杀电影必须为还原历史真相而服务，要做到核心情节的真实性。其次，影片要揭示历史凶手并指认他的罪行，一个典型的纳粹魔鬼因此必不可少，其目的是在影片中延续道德审判……第三，观众需要在电影中对大屠杀进行反思，而影片要为这种反思提供情感空间。第四，观众必须以某种方式与现实紧密相连，形成反思的反思，以避免机械地重现历史。（p.198）”

这样一套规整的框架使大屠杀电影成为当代欧美电影的一个经典类型。每年都会有几部这一框架下生产出的电影或电视剧，好看且感人，却也难推陈出新。

《波斯语课》却并非如此。最明显的是，《波斯语课》里没有一个“纳粹魔鬼”，纳粹军官Klaus被赋予了饱满的人性：他负责餐饮，没有出现过他手上沾血的情节；他热情、勤奋地学习波斯语，期待战争结束，到德黑兰开一家餐厅度过余生；他几次救下犹太人Gilles，对后者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依恋。当他小心翼翼地用“波斯语”说出“我爱你”，我们不由想象他大概对某人有着无法传达的爱意。

但Klaus并非只是一个艾希曼式的“平庸之恶”人物，《波斯语课》也并非一部“黑暗中仍有人性”的催泪电影。本文以笔者一位德国朋友的视角出发，谈谈《波斯语课》的几重惊喜之处。

这位德国朋友J是一位社会学博士。作为德国人，他在小学、中学阶段都接受过专门的历史反思课程教育。老师会带领他们到大屠杀相关遗址和纪念馆授课。而作为社会学博士，他在观看电影甚至短视频时都会不自觉地开启学术批评模式，追问出一连串我想不到的为什么。这让我总是用各种各样的电影去“刁难”他，以了解不同的视角。

比如，他对《芭芭拉》一类的刻画东德时代的电影有一个共同的抱怨：这些人物的动机都是“东德是邪恶的，我要逃离”——但是，为什么？有没有更具体的动机？又如，看完《索尔之子》的第一反应是“这真的不是专门冲奥的残酷煽情作品（Oscar-baiting cruelty porn）”吗？

而他对《波斯语课》的第一印象是：本片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大屠杀电影的“模板”：Klaus是一个情绪不稳定的纳粹军官（有意思的是，J告诉我，扮演者拉斯·艾丁格在德国人心中的形象也是如此，几乎成为一种角色原型（typecast））；施虐成性（sadistic）的下级军官，集中营中的木床，采石场，等等。

但J最感到惊喜的是《波斯语课》对军官和看守人员内部互动的精细刻画：因奖罚产生的不满和抱怨，相互间的好感、调情和争风吃醋，甚至关于长官尺寸的流言（在豆瓣评论区可以看到，这个插曲让一些人感到迷惑）。这传达出：他们也是人。而这部分内容在影片后半段的减少是一种遗憾。

J认为《波斯语课》，正像《辛德勒的名单》、《钢琴家》之类的大屠杀电影般，有力地传达了最重要的信息：大屠杀是罪恶的，大屠杀绝不能再度发生。但他们也都有一个不足：未能有力地解释大屠杀为何发生。

这一不足和电影这种媒介的特质有关：作为视听媒介，电影创造一种感知，在感官上传达“大屠杀是邪恶的”这一情感体验。但若要追溯大屠杀为何发生，恐怕还要到历史书里去寻找当年的世界格局，德国的政治结构，等等。

最值得一说的是，作为德国人，J在观看大屠杀电影时还有另一重视角：身份认同（identity）的视角。系统的历史反思教育使年轻一代德国人警惕爱国主义（patriotism），甚至给予其消极意义。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国家、民族和文化是任何个体自我认知的重要一部分。而他们正是在这样的割裂中长大。

他告诉我，也许一个普通观众只会轻描淡写地想到， “哦，那些邪恶的纳粹是德国人”；但当他观看时，他会经常想到：“啊，那也可能是我（oh that could be me）”——那些看守就像任何一个普通德国人。他们的吐字发音，说话的方式……一言以蔽之，他们的习惯（habitus）对他而言都是如此熟悉。特别地，由于是当代德国演员在表演，这种熟悉感就尤为明显。

于是，他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来将自己和那些纳粹军官区分开来，而不是一直想着“如果我生活在80年前，我也可能是他们中的一员”。

在听到这样的视角时，笔者着实有些惊愕。但这样的代入，这样的“恶意揣测”，这样的自我反思，难道不正是我们需要的吗？大屠杀究竟离我们有多远，这正是此类影片应当激发的思考。

同我一样，J也认为Klaus并非一个简单的艾希曼式的“平庸之恶”人物。一方面，艾希曼究竟是“平庸之恶”，还是在法庭上精心扮演这个人设来给自己减罪，还很有争议（一些研究指出，艾希曼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另一方面，对“平庸之恶”的字面理解可能以“平庸”的动机遮住了对更丰富多元的动机的探讨。正如当年德国盛行的不仅是反犹主义（anti-Semitism），而是与诸如“让德国再次强大”的民族主义等思潮合流。

对“平庸之恶”的探讨应该指向《纽伦堡的审判》里提出的那个残酷又经典的问题——“你作为一个人对群体性罪行有责任吗”？而现实好像是，随着《朗读者》等电影使“平庸之恶”这个概念为人熟知，观众越来越倾向于给予同情。

这是有生理基础的，认知科学的一些研究显示，人们对于直接关涉自己的、具体的、在眼前的苦难的感知力，强于对间接的、抽象的、远方的苦难的感知力，即使后者在数量和恐怖程度上更高。

典型的例子是，在经典“电车实验”里，选择“按下按钮”而救更多的人，比“将一个胖子推下月台”而救更多的人，更易为人接受。而在电影里，由于电影靠一个故事、几个人物来驱动，聚光灯下人物的闪光点和弧光就会更为耀眼和激发共情。

因此，《波斯语课》的严谨之处在于，它并没有滥用人们的同情心和感知力。尽管拉斯·艾丁格精湛的演技让Klaus时而显得腼腆羞涩，当他在野餐上重拳殴打Gilles时，当他为救回Gilles而拔出手枪威胁负责运送的军官时，当他沉醉地放声朗诵自己用“波斯语”写出的诗歌时而窗外是人间炼狱时，当他以为出逃在望而洋洋得意宣称自己未沾过血时，他的虚伪、残忍和对暴力的崇拜都隐隐可见。

心理学家Jonathan Haidt有研究指出，相比理性，直觉更能敦促人们做出道德判断。他的实验显示，受教育程度高者相对于受教育程度低者更倾向于理性化（rationalize）自身行为。

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为何寻常人都能将心比心遵循“不可杀人”这样的道德律令，而海德格尔等哲学家却不免和纳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许多哲学家在反思大屠杀的惨剧时指出，大屠杀不是现代性的反面，而恰恰正是现代性的产物。机器的创造和大规模应用将人类从维持生存的劳作中解放出来，亦让人自身成为机器的一部分，这便是异化。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波斯语课》的切入点——语言才显得匠心独运。语言和文化正是这种工具理性的反面。它们始终逃脱理性的捕获。一门语言是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要求先将熟悉的世界和身份搁在一边。

于是我们看到Klaus在说“波斯语”时仿佛换了个人，变得温柔、羞涩和富有同情心。这不仅是因为“波斯”二字代表的神秘东方、古老文明等一串关键词引人浮想联翩，而是另一种语言对人类认知的驯化。它要求人们跨越边界，敞开自我，进入另一个世界。

因此，在《波斯语课》的结尾，当Gilles眼含热泪，缓缓背诵出2800个名字时，我们才会和影片中的人一起热泪盈眶——那里，2800条生命不是数字代号，不是可被精确计算出价钱的劳动力和生物能（人们进入集中营后，不只是贵重物品被剥夺，而是头发、指甲和牙齿都被收集用于工业生产），而是独特的生命体验。

用语言铭记，这正是文化的意义——铭记他们也曾存在，他们也正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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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纳粹-犹太人题材一向是欧美电影的宝藏，然而数不胜数的集中营故事都拍过了之后，要拍出新意可是越来越难了。这部最近在国内上映的《波斯语课》找到了一个绝妙的切入角度：语言。一名犹太人为活命凭空编造出波斯语，教给酷爱波斯语的纳粹军官这门语言，而事实上这门“语言”来自集中营里被关押的犹太同胞的名字……

这个构思令人眼前一亮。可惜的是，影片从头到尾充斥着好莱坞样式的通俗套路：一个运气极好的犹太人，遇上一个心地不坏的反派军官，犹太人轻易获取军官的信任，结局很容易猜出来（好人活下来，反派倒霉）。军官桌上的姓名簿和中途冒出的波斯人，都不过是用来调动气氛的掩眼法。流畅的节奏感掩盖了不少逻辑漏洞，而其他配角人物线似乎让人误入了勾心斗角的职场剧与争风吃醋的三角恋爱情片。

尽管故事在结尾煽情催泪的一幕有所升华，但是核心的“语言”话题却没有深究，而且在犹太主角和纳粹军官之间的虚构情节里流露出虐恋/同性恋意味，令人大跌眼镜！这类有意挑战传统纳粹大屠杀题材的大胆尝试近年越来越多，扭转以往过于严肃压抑的面貌。为了吸引新世代观众无可厚非，但这部作品是否模糊了大屠杀的焦点，有美化纳粹的嫌疑，或者不尊重历史真实性的一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