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酷祭典

在我看来，Sophie的阅读困难症，让她被整个符号系统拒斥在外。运用语言的能力，在影片中被电视机这样一个象征切成两半，一边是“通俗”的听说，一边是“高等”的读写（可以看到以父亲为代表的老派中产阶级的态度，是何等的抗拒analphabète）。Sophie是“不懂规矩”的。但是跟皇帝的新衣中的小孩不同的是，她的主体性似乎想拉着她的“愚蠢”一起躲起来。那个小孩能够直言：可是他没穿衣服啊？Sophie则用大量重复的：Je ne sais pas（我不知道）这种主体性行动来隐藏她的“愚蠢”。

另一方面，当Melinda对她说：“您有阅读困难症”的刹那，对于Sophie，这并不是一种揭露引起的羞愧，而是敞开了一扇通往空虚的大门。以往用来抵挡“语言焦虑”的东西被打碎了，她不得不直面深渊。《寄生虫》中的臭味跟这个很像，但在前者中是完全阶级性的。

而Jeanne则是完完全全的反面。她读书识字，甚至认识les liviere夫人的过往，以至于她从内而外，从无意识的语言到表象，都对所谓中产阶级乃至社会生产出的表象有清醒的认识。她认识到，主宰文明世界的力量——世俗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宗教的天主教，本质上是分裂的，也就是说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场域”。比如说，在去为穷人募集衣物的路上，她发现（其实之前一场清理衣物的时候就发现了）有很多衣服是破的，于是她当场就把那些衣服扔在那里——在中产阶级那里当然很不礼貌，但背后却是他们对待穷人的意识形态背后恶心的分裂。再者，就是被神父训斥一段，很明显教会不希望中产阶级——这些衣食父母难过，因此只好让穷人或者这些义工难过。岂不是又一种可笑的分裂？

最后一段反抗，或者说祭典，在我看来对Sophie是完全无意识的，对Jeanne来说则是完全的符号层面的反抗，像扯碎衣服，把罐子当成阳具向床上泼洒巧克力等等。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Jeanne被赶过来的les liviere先生威胁才开始变化。关于这种变化，一方面，Sophie的阅读困难症被揭露，一道与现存符号体系断裂的天堑已经形成——门已经不存在了，没有什么好遮掩的了；另一方面，实际上Sophie和Jeanne之间形成了一个小的“谋杀共同体”。联结和维持这个共同体的，不是语言符号，而是一种陈述，对各自凶杀指控的陈述。当Jeanne被威胁时，Sophie几乎是毫不迟疑地开了枪。这也再一次证明了Sophie对“外面”的符号秩序一无所知。最后les liviere一家都死了，两人对着书开了两枪，摧毁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文字。

“苏菲是个好名字”，她叛逆的朋友珍告诉她，“代表着智慧。”查一下，它还象征美丽大方、端庄秀丽、温柔可爱。苏菲是个文盲，她不识字，也不可能知道这一点。不过她的气质与她的名字完全吻合。她是她名字的模特。电影开场的时候，苏菲与即将成为她的雇主的前名模在餐厅碰头，如果电影是消声的，观众就无法对她们二人进行身份区分。实际上苏菲的风度更加气派典雅，她的面孔像雕像一样冰冷，令人难以猜测，是一张完美的面具。她带着行李下了火车，在前来接她的女主人的轿车上，在奔赴那个任用她为女佣的中产阶级家庭的路上，她一度还保留着这种可以与女主人平起平坐的风度，很快，女主人有意地打破这种了平等，“苏菲，你能不能帮忙看看那里面，应该还有香烟。那包皇家，谢谢。”

这时，电影没有给出苏菲的表情，而是同时拍摄了香烟和伸向香烟的一只戴手套的手，等车抵达目的地——她工作的地方，也就是干家务的地方，手套就帮不了她了。等女主人把工作事项介绍完毕，她已经找到一个令人喜欢的女佣的姿势。

“我6点回来，如果有人打电话找我或者你有什么事情，就打电话到画廊”女主人临出门前这样交待时，她已经双手交叉在身前得体地侍立了。这方面她同样在行，也就是对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的规范性景观了然于心，像机器人那样符合标准，配合主人制造的“不专制”氛围，体现出不过分、不超出限度的自尊、高雅、体面。所有这一切，都在不成文的工作合同中，这种残忍要求下的素质远远超出了一个巴黎名模在T台上所需要的素质（然而，社会分配给她们的收入却和模特的收入不成比例）。找女佣是件麻烦事儿，这家人不想再换来换去，因为扮演女佣对人来说同样是项高难度工作。达不到标准素质，招人嫌弃；达到标准素质，则迟早会对主人形成冒犯、对自身形成压抑。没有人能永远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保持完美的平衡。除非是君主政体下的高级执事。尽管他们并不给她与高级执事相应的酬劳和待遇，但他们就是这样要求她的：“她厨艺不错，但看来得教教她如何上菜了。”

没必要再继续分析后面的情节了，富人会破坏穷人为自己创造的所有可以最低限度地保持一个“自我”的姿势。尽管她只是一个女佣，也做到了得体，他们还要用电视、学开车、递交文件等事情让她显得是个与中产阶级风貌和生活习惯匹配的女佣。

就出卖劳动力方面来说，她并不吝惜，比起出门放松和游玩，她更“喜欢烫衣服”，她不计较洗脏床单，她甚至更喜欢用手洗餐具而不用洗碗机，喜欢步行去购物而不是开车。因此没有任何理由把“矛盾的升级”归于单纯的劳动力剥削，或以此为前提的阶级矛盾，甚至仇富心理。实际上，中产阶级对她的压迫是不断地剥夺她的姿势。女主人被设定为一个模特、一个画廊开办者，不可谓没有深意；相对应的，那个煽动苏菲杀人的朋友珍，即第二女主角，是一个曾经落选的女模特，她与雇佣苏菲的女主人早就相识，当前，她们一个是潦倒的邮局工作人员，一个是富人阶层的贵夫人，两人的矛盾同样是模特之间的矛盾。劳动力市场借助等价交换和道德压力——不劳者不获，制造了一大批由有钱人任意揉捏的失格者。剥削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剥削到达了只给这种不能再被叫做人的失格者她们双脚所站立的那么一丁点面积的程度，在在巴掌大的面积上，她们的身形也即将粉碎。

不劳者不获——这似乎是一种自然法，但它并不是。绘画和雕塑中的人可以“自然”地证明这一点。那不是一些该去死的人物；如果他们明天也继续活着，那也不是因为他们光荣地劳动了个够。

所以，什么是冷酷祭奠呢？姿势、绘画和雕塑造反了！神圣者造反了！祭献吧，向神祭献吧！这正是女佣-苏菲的命运，她像个神一样前来诛灭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一个识字的，从而阅读的，从而拥有一间代表社会地位的豪华书房的家庭，一个爱好莫扎特的音乐的家庭。

“（福柯说）我小时候做过一个噩梦，这梦至今还在纠缠着我。我佯装着读它，可我知道我在编造它。接着，这课文突然完全模糊了，我什么也读不出来或编不出来了。”(《福柯的生死爱欲》) ——有段时期法国思想界也被“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文本”的观念引诱。 电影中苏菲不是在做梦，她是真的不能读写；但其他人是真正不懂文本，并且从来没有凝视过、考虑过、注意到过那一作为文本的世界，那个动态的世界，尽管人们都持这一观念。如果人们看到了世界-文本，也就看到了苏菲及其无辜（ 她的行为在她的无知中，但她的名字和智慧有关。 ）——她/世界-文本，推移，但并不读写，甚至并不读写自身。

去年的《寄生虫》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除了《寄生虫》本身的高质量以外，个人认为它取得社会的最大公约数的支持。而获得这种支持的很大原因是《寄生虫》是以家庭的价值观为基底的，无论阶级社会怎么黑暗，基宇都留在母亲身边，并爱自己的父亲，所以才能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鸣。家庭是人类所共同的情感，把角色设置成家庭让观众可以快速理解人物的情感联系，比如奉俊昊导演的前作《汉江怪物》，主人公就设定成一家人。

而在这部夏布洛尔导演的《冷酷祭典》中，尽管依然是底层攻击更高阶层的故事，就没有这样的价值观为基底了。事实上《冷酷祭典》的作为更高阶层的佣人的女主人公从来没有过实现阶级上升的希望。电影有很多关于镜子的构图，比如女主角离开的时候，就是从镜子中离开、女主角和自己的朋友交谈也凭借镜子和她处在了同一个画面，镜子这种东西在电影里很大程度上隐喻着人精神的另一面。电影就聚焦于这个更真实的故事的进行阶级报复的人的精神世界。

电影的另个有趣的线索是女主角房间的电视，电视一开始被女主角看各种无营养的电视节目，女主角的朋友喜欢在上面看电影。电视某种意义上是毒害底层思想的东西，房子主人的女儿就抱怨在人家房间里放台电视是让对方变蠢。但是电视其实是给孤独的来自底层的女主人公创造了一个私密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她可以封闭自己。当男主人打电话要求女主角为他拿文件时，因为这个要求会暴露女主角是文盲这个她极其不想让他人知道的信息，她先是挂断了电话，电话再响，她马上上楼打开电视并且调大电视的音量来“掩耳盗铃”假装听不到电话的声音与前来拿文件的司机的声音。电视就为女主角创造了一个私密的空间，隐喻着女主角在自己内心空间的自我封闭。有趣的是当一家人开除女主角后又把电视搬到自己的空间客厅，不过他们看的不是没营养的电视节目，而是高雅的歌剧，尽管观看的媒介一样，但是富人仍然想在内容与穷人做区分，但是他们其实也是在自己给自己创造的空间里只能听到歌剧的声音而忽略了女主角和朋友的声音，最后迟迟地注意到却迎来被杀的命运，这也是对于媒介的另一种批判：无论媒介承载的东西可以多么丰富，媒介本身就是创造某一群体的共同认同，是一种封闭自己于自己的阶级与身份而不去寻求更广泛交流的证明。

一部邪典电影。 将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描述成为对立的、剥削关系的平行世界，女佣和邮差工杀人时眼神没有纠结，没有恐惧，令人感到阶层对立的彻底绝望。同意其他影评所说，作者在这里并没有偏倚，而是以相当冷静的角度展现了中产的伪善与善，底层的善与平庸之恶。 电影／剧情里一个非常亮眼的设计是女佣有阅读障碍。某种程度，因为被一家有文化的人发现是文盲，而最后大开杀戒，一个活口不留。对文化的羞耻导致杀人这种程度也只有法国干得出吧。也难怪创造了文化资本这个概念的是法国的布迪厄。在中国的仇杀，只可能是因为这家人炫富，或者性虐，从马克思的角度是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作祟。只要有钱，文盲可以招摇，知识分子反而催生“百无一用是书生”的羞耻感。也许在中国，亮眼的设计应该是，高材生做一家文盲暴发户的月嫂，最终忍受不了而枪杀全家。

《冷酷祭典》是“新浪潮主将”克洛德·夏布洛尔在晚期导演的一部作品。该作品不仅成为1996年度《电影手册》第一名，还为伊莎贝尔·于佩尔在提名8次凯撒奖之后终于获得了影后殊荣。这也正是我在初中时去观看这部作品的原因。然而在当时，我只为结局的枪杀感到震惊，并且不懂为何故事会是这样奇怪的走向。但如今再看的时候，却发现剧情丝丝入扣，无疑是惊悚犯罪类型中的佼佼者。

记得前段时间《寄生虫》大热的时候，阶级矛盾成为了许多人热议的话题，那时便有人提起了这部电影，并称这部影片对《寄生虫》启发许多。诚然，两部电影背后所蕴含的都是阶级矛盾的思想，可是这部电影最为优秀的便在于对阶级矛盾的处理态度上——从头到尾都契合了片名“冷酷”。

夏布洛尔在这部影片中无疑是没有表现出对任何阶级的同情，都只是冷冷地旁观，并用一个接着一个的事件与危机去进一步激化矛盾，最终导致其不可调和。底层人诸如珍妮（伊莎贝尔·于佩尔饰），她是嫉妒与粗俗的；而苏菲看似温顺，但因没有文化，无知的本质致使她做出了最为可怕的事情。而中产阶级，看似慷慨与体面，实则在知道苏菲的秘密，却是鄙夷与不满的。这种虚伪的布撕开后，没有人不是丑恶的。

整部影片的结构严谨，是传统的三幕剧结构。并且每一幕都设置了悬念与困境，进一步推动矛盾与情感的升格。

其中，影片不仅是用具体事件来推动情节发展，更是出现了许多物件，这些看似平常的物件都是危机的伏笔。而它们在前后出场的相互照应，使得影片极具讽刺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