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2017

这部电影可说的太多了，传记片有趣的点都有了，还原历史情境、人物正反勾勒、临摹戈达尔的电影风格和影像变异形式……而调侃戛纳电影节的部分对于70周年来说太应景，根本就是一部献礼片。看完好希望能看到一部在世中国导演的传记片。总是打趣一句话，人家的艺术家真是令人羡慕，无论想做什么都是自由的，而现在的我们连想做什么都不知道。两位beauty路易·加瑞尔和斯塔西·马汀都全裸了，马汀完全照着经典女神的路子去了，无可限量。

敬畏这个名字太正式，更喜欢台版翻译：情陷高达。

路易加瑞尔，梦戏巴黎里面的男二，难怪高达拿掉眼镜的时候，看着非常的眼熟。对比他的正常有头发的照片，看来这次是先预演了年老脱发谢顶的模样，这么想想有点辣眼睛。但是，演员的本职来说，真的完成的很棒。高达古怪又幽默，话多又爱吃醋，觉得真的又可爱又嫌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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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陷高达》的电影，整个配色都是我喜欢的风格，真的想把每一格剧照都收下来，慢慢观看。在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高达的演员，摘下眼镜之后，有点面熟。但是，因为高达的古怪又幽默，对他喜欢又嫌弃的情感，让我眼前只有高达而想不到有别的什么角色。电影放映结束之后，去豆瓣上搜索，啊，原来是梦戏巴黎里面的那个法国性感的弟弟。两个电影的剧照判若两人，放在一起才发觉，哦，原来是同一个人。高达到像是演员谢顶胡渣中年版的样子，可见发型多么重要。

看了电影才知道，原来那时候，毛泽东的思想对法国影响这么大，尤其是让工人们走上街头，进行革命，到处都是举着红色带着黄色星星的旗帜，还有共产党镰刀➕锤子的徽记。我记得电影里描述当时的学运思想是，老板如果被被工人否定了，那他就没有意义，老师也是同样。而高达所在的那两个人组成的派别里面，则是认为，拍摄电影需要由演员和导演一起讨论来决定拍摄，并非由导演一个人说了算，他是服从政治的。然而这样又会带来电影拍摄毫无效率，又不得不服从电影的。

而那时候，高达已经拍摄了轻蔑和断了气，还有狂人皮埃洛，中国姑娘也是刚刚拍摄完毕，那时候是1967年，但是这部电影并没有达到跟高达想要的那种跟上革命步伐的效果。

电影里面，最多的一个意象就是高达的眼镜，自从他结束中国姑娘的拍摄，参与到革命，就不断参与到学运公开发表言论，但是学生却不理解和看不起他，屡次被全场嘘声，于是他的眼镜就不断地因为各种原因被踩碎。这里，导演用了喜剧的方式来处理，第一次是高达最开始参与游行逃跑滑倒被踩碎，第二次是走在路上，被逃跑的游行者撞倒再次牺牲了眼镜，后来是通过广播播放，高达在记者会上反对电影节的继续举办，在人群的推挤中又被踩碎。最后，经过很多次的失败和挫折，电影说，高达因为高额的眼镜更换费用，而不再参与革命了，这里既是幽默也是讽刺，高达后来总是把理由浓缩成一句话：我感兴趣的是学运，而不是参与学运的学生。

去年戛纳，法国导演哈扎纳维希乌斯的《敬畏》受到了两极分化严重的评价，说好的人喜欢他恶搞新浪潮电影大师戈达尔的自由和幽默，说坏的人也讨厌他恶搞新浪潮电影大师戈达尔的自由和幽默。

诚然，107分钟还原这样一位伟大而复杂的导演的一生是不可能的，影片截取了1968年这个对法国、对戈达尔来说的转折年。

1968年发生了什么呢？五月风暴，法左和许许多多的大学生走上街头，他们抗议政府的新闻政策，抗议越战，带着一种全球化和无产阶级的口吻要求和平，要求平等，要求马克思和毛泽东。这场红色运动激起了戈达尔心底的激情，作为生于一个布尔乔亚新教家庭的叛逆子，他从小便有着一种自发的割裂倾向，他离家出走，跟富有的祖父断绝关系，自甘成为巴黎街头小流氓，与另外一些孤儿（特吕弗）和浪子（里维特）鬼混。

他的身上有着一种深深的不平衡，或者说无所适从：

他生来就是小资产阶级，却对此深恶痛绝；他渴望与穷人、学生和第三世界国家成为朋友，但他身上深深的精英气质却将他们天然隔离。

五月风暴一来，戈达尔燥起来了，要跟学生、工人们站在一起，砸了戛纳的场子，甚至要跟自己决裂，宣称自己过去拍的电影都是垃圾，所有过去的导演也都一文不值……

戈达尔的理念一直在游移，无法把握，提出“作者电影”，又反对它，拍出一部杰作，再痛恨它…… 就像他曾说的，“人生就是两点之间的运动，停留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运动的过程本身。”

《敬畏》试图呈现戈达尔的分裂与矛盾，戏仿了他当年创造出来的许多电影技法：跳切、不知从何而来的画外音、不匹配的字幕、声画分离…… 若你熟悉戈达尔，甚至会从中窥出一幕幕致敬的场景。导演的幽默和他对大师的解构也在许多时候让人笑出声来：“哈哈！我就知道，戈达尔就是个情商为零的笨蛋！”

在这一点上，《敬畏》确实是一部令人兴奋的导演传记片，至于它的表现手法是否公允，那就无人可以评说了。

P.S 让-吕克·戈达尔89岁了，仍然在拍电影，很想知道他看完会有什么评价，但他可能压根不会去看吧。

米歇尔·阿扎纳维西于斯曾凭借《艺术家》获奥斯卡最佳导演。我身处多伦多，在最大的北美观影盛会的多伦多电影节之地，有幸采访到了阿扎纳维西本人。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大制作导演，擅长拍喜剧片和家庭片题材，拍摄技法上他很高的造诣对70年代电影改革时期致敬。

Michel Hazanavicius

《敬畏》是由戈达尔妻子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的两本传记《勤学的一年》（Une Année Studieuse，2012）和《一年后》（Un An après，2015）改编而成，讲述的是两人从相识相知、到互相赏识、到政治理念上不和而关系崩裂的过程。新浪潮奠基人导演让-吕克·戈达尔在安妮眼中一定是又爱又恨的，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在世人眼里是神秘而令人向往：胡兰成与张爱玲、徐志摩与陆小曼，悲欢离合、阴晴圆缺，尽管这一对对有情人都未能走向美满，但他们的结合是在过程中塑造了美好的果实了。19岁的维亚泽姆斯基凭借名导布列松的《驴子巴特萨》初登大银幕。第二年，她旋即在戈达尔的《中国女人》中出演，影片反映了1960年代法国资产阶级出生的年轻人如何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践行革命，她还出演过戈达尔的《周末》和《一加一》。 而更令人津津乐道的是两人戏外的关系。

（可惜的是，2017年10月5日，安妮·维亚泽姆斯基因癌症不治，在巴黎去世，终年70岁。）

用戈达尔的拍摄手法去拍摄戈达尔是本片很有趣的亮点了，唯一和戈达尔自演自导的影片不同的是真实性的剧情（出自其前妻女性视角的）和绚丽的彩色画面。从技巧旁白、对着镜头说话、到生存哲理和精神危机的主观探索、着重人的情绪和心理上都有着惟妙惟肖的致敬。

1968年五月风暴事件爆发，法国群众在政治理念上的盲目本能和冲动、以及人们对当时二战后物质富裕导致的精神空虚困惑，正好致使当年戛纳电影节暂停。17年《敬畏》又在戛纳电影节首映，有种重返故地的意味，揶揄之下也是面向60年后的第70届戛纳电影节最好的献礼了，回顾这半个世纪的变化与发展，我们离那一批老新浪潮电影大师们并未走远。

《敬畏》五月风暴

问：影片标题《敬畏》的含义是什么？在电影预告中，您运用其他很多形容词去评价戈达尔这个人，比如：无法分类的、反传统的、有毒的、革命性的，为何选择敬畏的？

米歇尔：因为《敬畏》（Le Redoutable）在法语中的含义时而褒时而贬。这个标题和我小时候电影标题很相似，类似于让-保罗·贝尔蒙的电影，比如《夺命太阳下》（Le Magnifique）、《野岛真情》（le Sauvage）、《不巧得了一枚共和国勋章 》（Le guignolo）、《危情谍影》（le Professionnel）等。为了形成反讽效果，我取了这个标题。

问：为何选择戈达尔作为拍摄题材？他对你的电影有很大影响吗？

米歇尔 :我是对戈达尔第一任妻子安娜撰写的书着迷的，她是《中国女人》的主演。我受到书所动容，拍摄了《敬畏》讲述安娜与戈达尔的故事。我没太去了解戈达尔的生平，是书让我去叙述这部电影。 书展现了戈达尔左倾政治倾向、毛主义，和法国知识青年的生存状态。现在这个年代要信奉毛主义是很难的，成为毛主义也不现实的。我不可能做时代错误的过程，我更少去叙说其政治倾向，保持距离，也就是说更少地的在按照历史进行绝对参考。书是一部非常女性主义的作品，以一个恋人的视角，我怀疑所有这一切都带来了...她爱上了他的事实，找到一个电影、政治和爱情间的平衡。我们更少地用评判的眼光看待整个过程我们对他保持同情心 。

很多人在五月风暴中也革命，但他们没有变成毛主义，也比较谨慎；戈达尔却变得极其严肃，成为革命的崇拜者，认为以前的电影作品不值一提，对朋友极其恼怒，他完全改变了电影的作风，他摧毁了周围的一切。这也是安娜离开的原因。

现实中的二人

问： 让-吕克·戈达尔有欣赏过本片子吗？您是否有咨询让-吕克·戈达尔本人去拍摄本片？

米歇尔：完全没有。当然很多人问起这个问题。 现在让-吕克·戈达尔独居于瑞士，我告知了他并把电影副本发给了他。他以前想看电影剧本，我发给过他。然后我提议他看下剪辑，建议他等影片在瑞士放映的时候来看一下。

问：电影在除了传记式的记录戈达尔关键转型期之外，电影技巧上是有效仿的，是出于什么动机采用这样的手法？

米歇尔：因为这也是一种讲述戈达尔的方式。戈达尔创新了很多电影表现方式，他的电影展现很有自由度。我们对戈达尔电影的印象大部分是停留在60年代，我很喜欢那个时代，因此我创造的是我们记忆中戈达尔电影的样式：会有黑白画面电影、题词、拿摄像机的人、字幕从一幕中出来等等这些形式的表现，用同样形式的电影表现向他致敬。

《敬畏》中的戈达尔和维亚泽姆斯基

问：电影中的反讽意义是？

米歇尔：因为首先戈达尔本人就是个非常搞笑的人物，也是个一个不太守规矩的人。我觉得用遵守常规表现很奇怪，也该工不守陈规和复杂的方式表现。因此有讽刺意味，把它置于一些复杂的情况下等等。

问：能谈下演员的选择？

米歇尔：路易·加瑞尔（饰 让-吕克·戈达尔 Jean-Luc Godard）是很优秀的演员，他父亲导演菲利普·加莱尔是横跨法国“新浪潮”与“后新浪潮”两个时代之间的一个特殊人物。路易小时候就做了喜剧表演，因此他的魅力与戈达尔紧密连接， 人们很喜路易·加瑞尔在其他电影中小有疯狂的表演。

问：下部电影计划？

米歇尔：我计划做一个家庭喜剧电影， 很棒的，像Pixar。我喜欢做个人的电影，喜剧很受欢迎，不无聊，有趣。

1968年2月的某日，戴高乐的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宣布解雇法国电影资料馆创始人亨利· 朗格卢瓦馆长的职务。当天晚上的《电影手册》杂志社接到了数百份反对这一举动的抗议，这场怒火很快燃烧到了整个电影、娱乐和文化界。从法国到美国，从特吕弗、戈达尔、夏布洛尔再到希区柯克，全球的电影人在这一刻互联，来声援这位伟大的“电影国际主义”者。朗格卢瓦所代表的是电影的精神，美国电影协会随即宣布支持这位世界上第一个电影档案家，并声称如果不恢复他的职务，美国八大电影公司将停止向法国输送影片。有关电影的抗议也不再仅仅是电影人的专利，索邦大学的学生最先聚集，抗议随后迅速的延续到了全法各地。那一年，全球的电影人宣布抵制“戛纳电影节”，而那一年的戛纳电影节也在开幕仅仅九天之后，就仓促结束。 而在今年5月20日的戛纳，米歇尔·哈扎纳维希乌斯的新作《敬畏》在电影宫举办媒体首映。这部回忆1968年戈达尔和他当时的妻子安妮的影片在首映前也因为“恐袭”的威胁而推迟将近50分钟。当一九六八年五月的精神重回戛纳电影宫的时候，电影宫似乎还没有做好迎接它的准备。 《敬畏》以戈达尔前妻安妮-维亚泽姆斯基所写的《一年以后》这部书为蓝本来讲述戈达尔，书中的故事发生在1967至1970年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戈达尔经历了五月风暴、《中国姑娘》的拍摄、“维尔托夫”电影小组的成立以及与安妮恋情的终结等等。米歇尔·哈扎纳维希乌斯2012年凭借 《艺术家》拿下了奥斯卡的最佳影片，《敬畏》是他再一次去将镜头对向大师的作品。而与其它回忆录式和致敬式电影不同的是，《敬畏》从头到尾都充满了喜剧的元素。《敬畏》并不是一部向戈达尔的致敬，而是一部喜剧电影。电影通过玩弄众多戈达尔的经典语录和他标志性的特征来达到喜剧的效果。而在美学上，也神似戈达尔的《轻蔑》，无论是话痨式的戈达尔、或是戈达尔与安妮之间的关系还是整个影片的剪辑节奏。 影片首先展现的是一个固执的戈达尔，五月风暴以后的戈达尔坚持电影的集体创作应服务于政治诉求，他的观点渐渐与身边的所有人背道而驰。影片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幕，戛纳电影节流产以后，戈达尔在返回巴黎的车上与六名乘客就电影的意义和作用而唇枪舌剑。面对所有人的不认可，戈达尔开始憎恨除了他妻子之外的所有人，甚至开始否定雷诺阿、弗朗茨-朗、约翰-福特这样的电影大师。戈达尔反对越南战争，关注巴勒斯坦。然而，当坚守五月精神的戈达尔试图走进革命的学生之中时，他却一次次被学生们所抛弃。最初是因为他被认作是美国消费主义的代言人，接着他的今天的“犹太人”是昨天的“纳粹”的言论又引起了全场的轩然大波。 电影的第二条的线索是戈达尔与前妻安妮-维兹曼斯基的私人生活。艺术家的私人生活一直是众多导演所关注的题材，从塔可夫斯基的《乡愁》到费里尼的《八部半》再到安东尼奥尼的《放大》，无一不外的展现了艺术家在面对所爱他们的爱人时不羁的态度。《敬畏》同样展现了戈达尔面对安娜时艺术家式的作风，电影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走向终结，而艺术同样无法拯救他们的爱情。直到安妮答应意大利导演费里尼去拍片的那一刻，戈达尔才恍然大悟。之后，戈达尔试图在酒店中自杀，幸好安妮及时发现才避免了不幸的发生。 回溯戈达尔的生平，在五月风暴以后直至七十年代末这些年间，戈达尔试图将社会运动思想注入到电影当中。他与高林一起成立了“维尔托夫”电影小组，在这期间，戈达尔制作了一系列政治题材的电影和电视节目，也诞生了像《一切安好》这样优秀的作品。回看戈达尔的过去，他像是一个复杂而让人无法捉摸的未知体，但谁都无法否认他对电影所造成的影响。 原载：凤凰网娱乐 http://ent.ifeng.com/a/20170523/42936825_0.shtml

看《艺术家》的导演通过一部《敬畏》来表达对戈达尔的戏谑，一开始还不觉得有什么，越看到后面，尤其（或者说或许）是看了豆瓣影评后，对这部片子的厌恶有增无减。卖弄小聪明，投机取巧，就像一个三十岁的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经验的半吊子用它所学到的半吊子水平去嘲讽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前辈。有勇气，但又不是青年志士的血气方刚，更像是一个市侩小民在街头发发牢骚碎碎念；有本事，但也谈不上娴熟出色的技术输出，更像是一个电影技术教学课堂，跟艺术家一样，罗列已有，中规中矩，没有突破没有超出；有聪明，但又没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和观点输出，看完了片子就好像是听一个会说话的朋友念叨了一个下午的流水账，但这位朋友归根结底要表达的东西似乎也就只是发发牢骚，走出门可能就忘了这回事。里面所呈现出来的戈达尔的形象甚至比导演本人都更有输出，这或许是戈达尔的功劳，因为戈达尔的个人魅力太强烈了。而louis的表演也值得表扬，后来才发现这是他，包含五月革命内容的片子他还真是不落下。louis一直都是有灵性的，在我看来。但anne的角色不知道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她的身份除了所谓戈达尔的妻子这样看似举足轻重的角色之外，完全可以被任何其他角色取代。看上去就是一个情绪化的有事不说闷在心里的普普通通的寻常女朋友，这种人物出现在现实生活已经不讨喜了，当然，批评这个角色跟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大关系。在电影里，当以更理性的方式看待时，这个角色没有存在的作用和必要性，连推动情节发展这样简单的任务都不曾有过。当一部电影里只有一个人物在输出，其他都是陪衬的时候，我个人认为这不是好的电影。当一部电影有过分的炫技的嫌疑时，便已然给人一种不真诚的观感。这在当今乐坛选秀也是层出不穷的。

但这也很矛盾，一首歌四五分钟，一部电影最长两小时，如果你想得到人们的关注，炫技是否也无可厚非呢。毕竟观众越来越难抓住了，这个时代让所有事情都变化得很快，尤其是人心。但也可能是人反过来作用了时代，然后把错误归结到时代身上，时代也很委屈。

尽管我本人认为不论各行各业各种方式，能够长期吸引人的方式都是真诚，真实。但其实从这部电影里能看到的也是一个警告。片中的戈达尔在激进时期所说的言论，对自己言论的自信和坚持，对他人的蔑视和无礼等等，我们无法说对错，但我们确实抱有一定的态度。他很真实，又或者说，他假装得很真实，但这种真实是否来源于他自己，他自己又是什么，或许片中的他也没有想明白。真实难道就真的是真实吗，这是我要表达的意思。时间地点，人的成长和变化，人的经历，场景，思想，甚至气候等等的变化都会让真实有所不同。一旦这种真实被后来的自己推翻了，那在前段已经输出的被人所推崇的真实是否也需要由后来的自己化身敌人粗暴革命呢。

就不要在这里纠结什么还可以温柔改革的无聊问题了。

这又来到了之前和美术系的朋友争执的问题：对待艺术要包容还是挑剔。

如果我能对影片中戈达尔表现出的气质感到鼓舞和共鸣的话，那很明显我是挑剔的批评家，一个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卫士，一个拒绝平庸和平常的脾气不好的怪人。

到底是包容使艺术进步还是挑剔使艺术进步呢。好像这是一个无法辩论的命题。

朋友并不赞同我对另一个共同认识的人做出的艺术的评价。那个人之前把学校的废弃车辆涂成白色写上问号，我认为这是非常垃圾的手法。原谅我如此偏激的语气，我真的不喜欢。我也当面跟那个人说过，我认为这是非常差劲的如果非要说是艺术的东西的话。要么融入，让人隐晦地发现，要么别出心裁到令人欢呼，我认为这些车应该这么处理，如果单纯地想引起注意的话。而把他们涂白写上问号，就像一种投机取巧哗众取宠，说这是艺术，我更倾向于是一种消费。对，他们更像广告和商业性质的纪录片，消费完了就抛了，引发讨论然后呢，没有然后。而所谓的引发讨论，引发了什么呢，所谓的讨论呢，所谓的关注呢。如果我们想要平庸的艺术，那这已经达到了，这可以说是了。但如果我们想要有突破，或者说，有更进一步的结果，那做到这一步是不够的，或者说，想到这一步是不够的。

什么才是艺术，这他妈的谁知道。谁都不敢也不能瞎说。你想扣个帽子，扣什么都行。但如果你真的想做出点什么，你确实得有行动，得做，但与其做出这样的东西，不如先想，想到几乎要放弃了，或许才是起步阶段。

我个人认为，咱们只说艺术，不是其他方面，也不是，也不止，好吧我也不知道怎么界定这个范围，挑剔出精华，但也有可能是错误的精华，跟真实一个道理。包容出多样性和可能性，也有可能出精华，但那是平庸大众的“精华”里偶尔出现一两个天生丽质难自弃罢了。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不过这一切也需要我再好好研究完戈达尔的各种人物传记才能有七成底气地评判关于戈达尔的电影的好坏吧，做人要谦逊，也要自知。

（原载《虹膜》）

作为一个戈达尔影迷，当这位法国新浪潮电影大师与第二任妻子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的情事，被法国导演米歇尔·哈扎纳维希乌斯搬上银幕时，我不仅内心毫无波澜，甚至有点想笑。

我对这部去年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的《敬畏》之所以毫无期待，有两个原因。首先，所有对戈达尔的生平有所了解的影迷，都知道他的第一任妻子安娜·卡丽娜，才是他的一生挚爱和灵感来源。

两人的合作，催生了戈达尔最具影响力的几部杰作：《随心所欲》、《法外之徒》、《狂人皮埃罗》、《阿尔法城》；而两人之间疾风骤雨般的情感关系，也如同八点档肥皂剧一般既狗血，又精彩。所以如果一定要把戈达尔人生中的某段情感关系搬上银幕，那么最合适的选择，显然是他的第一段婚姻，而不是他与维亚泽姆斯基之间较为平淡的关系。

我对《敬畏》难以产生期待的第二个原因，源自它的导演人选。戈达尔这个同时引发着敬畏和蔑视情绪的文化人物，显然值得被人们讨论，但我不相信哈扎纳维希乌斯能为这种讨论提出什么有见地的观点，因为在我看来，他一直是个平庸的导演。

哈扎纳维希乌斯最擅长的电影次类型，大概是戏仿类电影。他的成名作《OSS-117之开罗谍影》，是对007系列电影的恶搞，而让他问鼎奥斯卡的作品《艺术家》，则是对无声电影的戏仿与“致敬”。

然而他对经典文本的戏仿，只是停留在过家家层面上的低龄游戏；他通过对影像的把玩与复刻消费了原文本，却对原文本的内在逻辑毫无反思。他的戏仿电影既不具有梅尔·布鲁克斯对文本进行解构的破坏力（《灼热的马鞍》、《新科学怪人》），也不具有戈达尔与斯科塞斯对文本进行重构时的独到见地（《筋疲力尽》、《纽约，纽约》），甚至不具备伍迪·艾伦忠于原文本精神内核的真诚态度（致敬《婚姻生活》的《丈夫、太太与情人》；致敬《野草莓》的《结构爱情狂》）。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他抛弃戏仿路线，拍摄气质严肃的“原创”电影《搜寻》时，他所面对的处境，竟然是无人问津。而《敬畏》的温吞表现，再次证明了他才能的平庸，和原创力的匮乏。

当《敬畏》的剧情进行到第五分钟时，我已经能理解哈扎纳维希乌斯为什么要把1967到1970年之间的戈达尔，作为自己影片的男主人公了。因为当时自视为政治激进分子的戈达尔，正在狂热地信仰毛泽东主义等左派思想，而哈扎纳维希乌斯想要通过《敬畏》，尽情地嘲笑他。

哈扎纳维希乌斯可以嘲笑戈达尔吗？当然可以。处于激进时期的戈达尔，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很荒唐。这位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导演，想让自己的电影接近“工农阶级”，但他想要接近的观众根本读不懂他精英化的电影语言，他们最喜欢的恰恰是他厌倦与蔑视的美式电影。于是他通过电影来闹革命的理想，就此成为了空中楼阁。

但《敬畏》的问题在于，它对戈达尔电影所处的语境，以及把他推向激进主义的时代精神与社会环境，完全缺乏关注。戴高乐执政时代无处不在、令人窒息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法国政府在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时的殖民主义态度，都是让左派知识分子对现存体制充满失望，最终走向激进的原因。

不过在《敬畏》中，所有这些时代背景，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表现。哈扎纳维希乌斯眼中的戈达尔，仅仅是一个因为深陷中年危机，变得荷尔蒙分泌失调的中二病患者。这个角色为了寻回往昔的青春活力，娶了个比自己小了接近二十岁的年轻妻子，成天混在大学生的政治辩论会中，却因为完全抓不住辩论重点，被年轻人嫌弃。

至于原本也是位左派青年的维亚泽姆斯基，则在《敬畏》的镜头中变成了对戈达尔惟命是从，毫无个人意志的花瓶角色。然而在现实中，恰恰是这位少女的激进与勇敢，让戈达尔把自己对革命与青春的憧憬，倾注在她的身上。这是两人之间情感关系的真正基础，但它同样没有被《敬畏》所表现，因为哈扎纳维希乌斯太陶醉于自己对戈达尔的恶作剧式嘲弄了，以至于他完全没有看到男女主人公关系中的微妙之处。

而影片的选角，也称得上是败笔。两位主演路易·加莱尔和斯塔西·马汀，与戈达尔和维亚泽姆斯基都谈不上形似。在精神还原方面，他们就差得更远了：加莱尔表现出了戈达尔的坏脾气和粗鲁无礼，却没能表现出戈达尔的旺盛精力和他略带顽皮的机灵劲儿。而马汀在整部电影中只是安心地待在男主角身边，尽到了一个花瓶的职责。

在我看来，戈达尔在六十年代末的挣扎，显然不是缘自中年危机与内分泌失调，而是一个电影语言革新者所必然会面临的困境。当你在个人创作生涯的前几年里，一直在把电影媒介的可能性推向极限，如今却发现现实世界与政治生活所发生的变化，要远远胜过你所谓的艺术创新时，你该作何选择？是接受自己手中媒介的局限，安心地做一个守成者，还是彻底打破电影的边界，将它与抗议运动、教学行动、政治思潮和时代精神，通通融为一体呢？

戈达尔选择了后者，他迎接了挑战。虽然他在“革命时期”拍摄的电影过度理论化、艰涩无比，且带有说教气息，但它们对于电影语言的创造性运用，依然充满了想象力。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犬儒主义代言者——哈扎纳维希乌斯先生，则用一个老祖父般包容的目光，嘲笑着戈达尔的反资本主义/反好莱坞理想；至于他自己的电影是不是空无一物，他倒是完全不在意。

其实戈达尔根本不是圣人与完人，哈扎纳维希乌斯哪怕对他的档案素材多下点功夫，也不至于会像现在这样，摸不准戈达尔的死穴。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生前接受采访时，便讲述过如下的一段往事：

1968年6月，让-吕克在我面前和特吕弗吵了架。让-吕克想去中止亚维农戏剧节的举办；特吕弗则与帕索里尼站在同一立场上，因为后者曾说：‘我没法支持和工人阶级出身的卫兵们作对的中产阶级学生。’当时我们在特吕弗制片公司的办公室里。让-吕克生气地说：‘我本来以为你是我的兄弟，可你却是个叛徒。’于是，他们分道扬镳了。

单单是这段一百多字的往事，就胜过浪费了观众一百分钟的一整部《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