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足迹

影片唯一深刻的地方是结尾时，汉普部长对德莱曼说，围墙倒掉以后你们就再也写不出东西，因为没有目标可以反对。新德国有什么好写。这的确是东德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作家们的普遍状态。这些人在社会主义时期衣食无忧，却空想着自由来临之际自己可以写出多么伟大的作品，但当所谓“自由”真的来临的时候，他们却什么也写不出来了。

这一现象本身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但影片却在这里轻轻的滑了过去。它让德莱曼在旧资料中看到窃听者对自己的帮助，让他看到所谓“人性”在强大的体制面前顽强生长，他终于找到了灵感，写出了新的著作。

“人性”就是影片歌颂的对象，它让窃听者在执行任务是同情德莱曼一家，悄悄伸出援手帮助他们躲过一劫。它也让德莱曼在心灰意冷之后重新找到创作的灵感。在影片的叙述中，似乎社会主义体制也是因为压制人性而最终分崩离析。按照这样的逻辑，社会主义真是不可救药，而只有带给东德人民“自由”的西德，或资本主义才是“人性”回归的表征。

难道事情真是这样的吗？我相信窃听这样的事情确实在东德发生过。但我想要强调的是这样的事发生在冷战阵营的两边，而不仅仅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干这样的事，中央情报局可能比东德秘密警察干得更漂亮更先进。

然而正像我们在冷战结束后的银幕上看到的，所有的对人民的迫害都发生在原社会主义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而那些迫害人民的行为却都因为所谓“人性”而归于失败。影片《窃听风暴》也加入到这种审判冷战失败者的行列中。以“人性”的名义对社会主义进行审判。

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审批是缺少被告人的审判，也是最为安全、最为无耻的审判。这种浮浅的审判可以轻易赚取观众的认同，却放弃了对我们身处时代的深入思考。相对于简单的批判社会主义不好，可能更值得我们关心的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对剥削制度的反叛为何陷入另一种形式的剥削。而面对这种对剥削制度反叛的失败，我们是应该向剥削制度妥协，还是应该重新整理行装，再度出发？

晚上看在线电影，想起很久没看动作片了，就翻了几页索引，找到这部被归为动作片，而且题目也算是动作片的《窃听风暴》。

其实不是动作片，也没什么风暴。就连柏林墙被推倒这样的历史时刻，在电影里面也只是用跟整部电影节奏完全一致的风格，平静地讲述。

89年的12月的一个温暖的午后，我在榕湖边的湖心亭温书。边上有一对外国夫妇，带着孩子在晒太阳。我看书看到无聊，跟人家聊天。那时的英语讲得破破烂烂，他们一样能听懂－因为是德国人－都不是母语。我说起柏林墙被推倒了，他们说是啊，很高兴中国人也关心这些。那时候是多么轰动的事情啊，可是我却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特别的想讲的东西。

过了这么多年，德国人给我的印象一如当初。电影里面有好人有坏人，导演似乎没有责怪谁，也没有奖励谁。前文化部长靠权势欺负作家的名演员妻子，指使安全局审讯之余，却也没有忘记交待事后一定要释放她，最后依然能坐在剧院看当年话剧的最新演出。妻子出卖了丈夫，不忍目睹秘密警察们按图索骥找到打字机而宁愿站在街口被车撞死。窃听的那位老人，纵容了作家反政府的文章的发表，又在套出了演员妻子的真实口供之后转移了证据。而他在国家统一之后，得到的也就是邮递员的职位，以及作家新作扉页上面对他的特工代号做的致礼。

那个窃听秘密警察的动机是什么？他尊重这一对夫妇，他在他的良知指引下去做事，而不是意识形态、信仰或者国家利益。把窃听到的内容谎报，去作家家里偷偷拿走自己喜欢的诗集，甚至阻止女演员向文化部长出卖自己身体去拯救这个家庭。

二战之后，两德统一，社会就是靠这些有良知的人民，得到了世界的尊重。

记得看过一个微博帖子，说;某师弟硕士毕业，将入司法机关，说心中茫然，问计于我。敬告四点：一、你不是医生，是疾病；二、不作恶，即善；三、能依法则依法，不能依法则依良心，若法律与良心都一片混沌，姑且视当事人为你的父母兄弟，依人性——假如你还有人性的话；四、如果迫不得已要作恶，那么，请将枪口抬高一公分.

枪口抬高一公分。。。记得刚读研的时候，某次爬山，同行四人，一人热爱心理学，一人热爱哲学，一人热爱艺术，而当时的我，偏好文学。我们说到柏林墙的倒坍和东西德统一。当时的德国法庭，对射杀那些试图穿过柏林墙同胞的原东德军人进行了审判。那些行恶的军人，在法庭上为自己开枪射杀同胞的行为，作无罪辩解：我只是奉命行事，因是职责所系。于是当事法官的质问：难道你无法将枪口抬高一公分？为此我们四个开始争论。我们的论题也许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也和自己的朋友一起争论过:当体制决定了个人价值的隐形，个体不作恶是否可能？

电影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可能的故事。将这个电影的简介重述一遍，就是：1984年的东德，整个社会笼罩在国家安全局的高压统治之下，人们谨小慎微，连吃饭的时候开个玩笑都有可能惹来杀身之祸，特工魏斯曼是个热爱国家忠实于党而又专业精湛内心冷静的秘密警察，他奉命监听剧作家德莱曼和他女朋友演员克里斯蒂娜的日常生活，监听过程中，魏斯曼的思想渐渐被改变，通过对他人的生活的倾听，他自己人性深处的的感动苏醒，开始伪造录音记录，暗中帮助作家脱离险境。一篇刊登在西德《明镜》报上关于东德艺术家自杀的数字的文章引起当局的注意，克里斯蒂娜又因为拒绝与安全部长的性交易而被逮捕，在审讯中因脆弱而招供，魏斯曼冒着个人前途的危险和背叛党的勇敢挽救了将被逮捕入狱的作家德莱曼。虽然作家幸免于难，而魏斯曼却被免职，在地下室年复一年做着拆信员的工作。

无论电影在最后给了一个多么感恩的结局，但令我内心震颤的，仍然是那一幕，魏斯曼拿着作家们的“阴谋”去见上司，却在上司的办公室将文件隐藏起来而没有交出去，这并不容易，尤其是对党的忠诚几近于信仰的时候。电影中魏斯曼完全符合一个特工的形象，冷血、理智、面无表情，独自生活，简约而无情。就是这样一个人，充当着国家机器最冰冷的部分，面对着痛哭流涕的犯人仍然能毫不动容地耗上几十个小时，直到对方招供。这是东德社会主义多么合格的秘密警察。

可是就在窃听作家的过程中，他身上机器的部分渐渐隐退，人的部分渐渐苏醒，他在音乐里流泪，在对话里紧张，开始需要陪伴和温暖，他像个地下党一样暗中保护着作家，他手中的枪子弹褪尽，只留下一个柄空壳掩人耳目。这是感人的。

这部电影带着德国人的反思精神，献给好人的鸣奏曲，带着温暖的感恩。可是这个故事是否真的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在真实的历史中，可曾有人，将枪口抬高一公分？“你知道吗？列宁听完贝多芬 《激情奏鸣曲》后说，“如果我一直听这首曲子，革命就不可能成功。”那些听过的人，我是指真正用心聆听的人，难道会是坏人吗？” 电影中这是点睛之句，它如此精准地指出了人在体制中生存的悖论。电影一直鼓舞着感动着我们的希望，是否就真的是一个乌托邦。龙应台写：“东诺士马克的电影用了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 但是监狱博物馆的馆长却拒绝了他拍摄的请求。原因？馆长说，因为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

有的是阿道夫.艾希曼,这个屠杀灭绝犹太人的刽子手，面对对其犯罪的控诉，都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回答。于是回到多年前和友人爬山的那次辩论，枪口抬高一公分，是否可能，1992年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当年守墙士兵因格-亨里奇被告上法庭，受到了法律的起诉。
在法庭上，亨里奇的辩护律师在辩护中称，亨里奇作为一名守墙士兵，他是在执行命令，作为一名军人，执行命令是天职，他别无选择。他在执勤时，发现格夫洛伊企图翻墙偷越国境，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开枪射击。如果要说是有罪，那罪也不在己。
法官西奥多-赛德尔面色严峻，他义正词严地反驳道，作为军人，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这一点无可置疑。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请不要忽视这样一个细节：作为一名军人，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当你发现有人翻墙越境时，此时此刻，你在举枪瞄准射击时，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记得当时爬山的时候，学心理学的伙伴说，你们三个都占据理想的高地，占据道德的城堡，我当然不敢否定人应该履行的道德义务，只是一个人如果没有被培养出人性，善没有被唤醒，如果长期沉浸和麻痹于他的职业生涯的角色里，请不要要求他是否将枪口抬高了一公分。一架按部就班的机器，你无法要求它中途停下来替你纠错。你们说他没有将枪口抬高一公分，所以罪不可赦。但他实在也是一个为他的体制最后牺牲了得可怜人。这个可怜人，可以是你我他中得任何一个人。如果你不是他，你就要感谢很多人，很多打捞你的人，很多熏陶你的人，很多培养你的人。很多唤醒你的人。

是不是，只有被告知，原来可以将枪口抬高一公分，才能意识到原来真的可以。否则，按命令行事这句话，也不完全是一种托词。善需要被唤醒，也许电影最珍贵的，不是电影最后魏斯曼看到作家为自己写的书时的那一抹宁静的笑容，而是在窃听中听完激情鸣奏曲后走进夜色时脸上那几行泪痕。就是那一刻，内心感知到人性的光，光照亮了幽暗的路。

荣获2006年度第7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窃听风暴》（《The Lives Of Others》）中最令我称奇的情节就是最后柏林墙被拆毁、东西德终于合并之后，人们竟然可以查阅自己被窃听的记录文件，甚至还可以查到是哪一位谍报人员曾对自己进行过窃听。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文化与观念才能保证如此的民主与开放，是什么使得人们拥有如此的胸怀而不会去互相报复呢？
我们见过太多的政治斗争，一方胜利后总是会对失败的一方进行残酷乃至血腥的清算，成王败寇，我们已然习以为常。我们也总是见到，这样或那样的内幕或真相因为政治的原因，披上神秘的外衣，神经兮兮，从不对外宣告。而突然见到这样一种温情、平和、开放的政治，我自然惊奇不已。究竟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差异，究竟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不同。这真的很难说清。
也许真应了我在网上看到的一句话：
有些革命是英雄对英雄，有些革命是流氓碰流氓。

一．压制
1984年11月的东德，柏林围墙倒塌前5年，东德国家情报局「斯塔西」正以恐怖威权控制着人民。渴望升迁的东德秘密警察卫斯勒，奉命进驻了一栋华厦，秘密监控名剧作家德瑞曼和他的美丽女友－知名女伶西兰。
   剧作家德瑞曼虽被怀疑撰写反动文章，「斯塔西」却苦无证据逮人。卫斯勒于是成为最佳爪牙，全天候监控德瑞曼和西兰的生活，期能尽快找出关键证据来。日夜不停进行窃听工作、完全没有自我生活的卫斯勒，却在不知不觉中，逐渐融入了德瑞曼和西兰多采多姿的生活。他不但私下对德瑞曼产生了友谊，更分享了他和西兰之间的爱情与争执、秘密与谎言…，而德瑞曼和西兰却浑然不觉。
   当西兰被逮住弱点并受到逼供，她会出卖德瑞曼吗？卫斯勒是否能顺利找出证据？德瑞曼又能成功躲过这场窃听风暴？一场危险却超级精彩的情报角力自此展开…
这是某个网站关于《窃听风暴》的介绍。

记得以前读过一些关于东德西德在合并之前的一些文章，那时候，东德太多的人向往另一方自由的热土和新鲜的空气，不惜一切代价和方式去达成这种夙愿，方式和招法千奇百怪，有成功，也有失败。失败了，自然是只有两种结局，要么囚禁，要么毙之。而成功了的呢？难道真的像那么多人向往的那么自由和舒畅吗？作为一个局外人，就像孟子说得那样：子非鱼，焉知鱼之乐？这句话还有个层面的意思就是，子非鱼，焉知鱼之不乐也？所以，我们不是逃出去的每一个人，我们没法换位思考他们的苦与乐。
《窃听风暴》，这部2006年最佳奥斯卡外语片奖项的获得者，如果单单从其奖项的表面去理解的话，绝对不足以涵盖这部影片的艺术含量，从内容含量来讲，也许它没有《巴比塔》的时空跨度大，从情节来看，没有《无间行者》的故事悬念强，但这里，是一批批人追求自己梦想的真实写照，影片不求于让多少人着迷，只要有一部分让人觉得有价值和意义，那这部影片就算是成功了。
无独有偶，前段时间趁着休闲的时候，我看了曾子墨女士在凤凰做的一档访问朝鲜的记录片。片中所提到的真实足以让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震惊：全国只有一家网吧、全国只有有限的几个电视台、每天播放的节目都是固定的几个、外国记者要出去采访必须要有当地的官员陪同、每年国庆时都在广场有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表演，那表演就像是中国“文革”时期的忠字舞、每次主席生日的时候全国人民都祝福为大领袖万寿无疆………这是一个奇迹的国度，哪里也有一批奇迹的人民，我对他们敬仰～～～
压制，绝望的反抗，沉默的呐喊，无声的忍受，这是当时社会下的众生形态，我们不能用现在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去衡量当时的人和事。
二．良知
记得研究生上课时，我的导师曾提到前苏联的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和主角的名字我忘记了，我只记得大概的故事情节。说是前苏联一个著名的官员被陷害致死，临死之前就把自己的遗书以口述的形式交给自己健在的妻子，让妻子以后替自己昭雪，而当时的体制下，任何书稿的东西都不可能存留在那个严密监视之下的，于是这位可敬的妻子，究其一生，每天都在默默地背诵丈夫留给自己的遗言，等到有机会申辩冤情的时候，他的妻子已经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妇变成了一个两鬓苍白的老妇人，但遗书的内容，却是只字不差，这位可敬的妇人用自己一生的时间给自己的丈夫竖了一座不倒的丰碑。
谈到前苏联，另一个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个一生都在跟独裁专制制度做斗争的文学家，以自己的良知秉承着的自己的信仰，一生无悔，一生执着。
1962年11月，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索尔仁尼琴的处女作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上刊出。这部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生活的作品，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1963年，作者加入苏联作协。这以后，他又写了好些作品，但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除了《马特辽娜的家》等四个短篇外，其余均未能在苏联境内发表。1965年3月，《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受到公开批判。
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遭到当局指责。1968年，长篇小说《癌病房》和《第一圈》在西欧发表。1969年11月，作家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
1970年，“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学奖。但迫于形势，索尔仁尼琴没有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1971年，德、法两国同时出版他的长篇小说《1914年8月）。1973年12月，巴黎出版了他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披露了从1918年到1956年间苏联监狱与劳改营的内幕。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随后他移居美国。
1989年，苏联作协书记处接受《新世界》杂志社和苏联作家出版社的倡议，撤消作协书记处于1969年11月5日批准的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苏联作协的“不公正的、与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相抵触的决定”，同时委托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作家们向最高苏维埃提出撤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74年2月12日的命令。根据苏联作协的决定，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开始在苏联国内陆续出版。
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用他一生的实际行动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自由主义者无尽的梦想和执着。
这就是良知，一个有良心的人的良知。
三．救赎
救赎的路在何方？东西德终于合并了，斗争想换来的东西终于就这么悄然而至了，救赎的路难道就在脚下吗？
《窃听风暴》最后部分的对白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部分答案：
“你现在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了，这样的国家不正是你们想要的吗?可是，德雷曼，现在的联邦德国就是你们艺术家想要的吗？还有什么可写的呢？人民没有信仰，没有热爱，这就是一个自由的联邦共和国。”
压制没了，创作的动力来自何方？
单独提一句就是：影片最后卫斯勒那个孤独落魄的身影常常让我觉得自己要热泪盈眶……这难道就是一个有良知的人的最后结果吗？


2007-3-3晚草于天津

隐居多少年，还是有人找到我，一顶高帽就把我忽悠来了
听译《Das Leben der Anderen》，一开始以为是爱情片，那肯定不难啊，再一看德语简介，完了，彻底疯了
早就不会做轴了，硬着头皮上吧，别人看电影时不会太注意的一句话，要反反复复听几十遍，也只有偏执狂爱做字幕吧
如果各位看官是下载的字幕，恰巧又是一个叫“低调”的人听译的，请你们尊重它吧，这是我一包大卫杜夫+无数杯咖啡+几夜不眠不休的成果啊！！！

PS:众望所归，这个电影捧得了小金人的最佳外语
下载的人多了，找到这里的人也多了，要解释几件事情
1.因为当时时间紧，我又是德语听译的，当然个人水平也是有限，有些地方难免有出入，我觉得正确率85%吧，其中有个关于东德领导人的笑话，我翻得不好，内行人可以试着理解一下
2.有人说没有看到翻译屏幕信息：比如文件、时间地点、书名，我这个要喊冤枉了，因为我确实做了，但是是双字幕，如果要看要挂两个字幕，发布的时候斑竹没有添进去。我自己在射手也发布了一个，是全的，有双字幕的，想看的朋友可以去下
3.现在有很多媒体都想介绍字幕人，字幕组，您也知道我的ID是什么，这只是兴趣爱好，没啥可说的，呵呵，所以请回吧~

这个片子我觉得属于一般的德国片，主体入流，演员功力非凡，所以大获全胜
但是德国人自觉自省的精神，是值得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学习的，包括我们的父辈- -

【后记】
后来去柏林，住在东火车站附近，那里离著名的酒吧区不远
天天走的街就是拍摄《窃听风暴》的地方，女主角倒下的地方现在是警察局
有一天跟德国朋友一起走过时，又一次问起他们那个关于领导人的笑话
他们说完全没有印象了，里面有过笑话吗？我想这个要等牛人来解答了

回到北京，大大小小的饭局，说起来自己学过几年德语，翻过几本书
别人好像反应寡淡，朋友帮我介绍说：她是字幕组的，《窃听风暴》知道么
大家才纷纷称赞起来，看来做一部好的电影比翻书还厉害，呵呵
我是个与ID出入太大的人了吧，为了这份“不低调”，我也要做下去的吧

         又把《他人的生活》看了一遍，记忆中这是唯一一个我主动看第二遍的电影。重新看一遍的原因很简单：看第一遍时太囫囵吞枣了，没留心一个关键问题——那个“坏人”是怎么变成“好人”的。确切地说，我很想知道一个腐朽大厦的倒塌，是从哪个裂缝开始的。
        《他人的生活》情节已经众所周知：1984年，东德秘密警察Wiesler被派去监听一个剧作家Georg，结果他不但没按计划搜集该作家的反动言行，反而被他和女友的爱情和勇气所打动，最后背叛组织暗中救助了他。
        带着清晰的问题意识再看第二遍，我遗憾地发现，导演其实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坏人”并没有“变好”，他简直从来就是好的。电影开始不久，在其上司Crubitz表示要通过监听搞倒谁谁谁时，他就问：“难道这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加入组织？”一个竟然追问为什么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的秘密警察。在听Georg弹贝多芬时，他竟被感动得泪流满面。一个追问为什么的人，以及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所以该片最大的问题似乎并不是“坏人”怎么变成“好人”，而是“好人”怎么能允许自己做那么多年的“坏事”。Wiesler在成为片中的英雄之前，做了20年的秘密警察劳模。如果他可以劳模20年而不羞愧，那么他应该也可以这样劳模下去；如果他会那么轻易被监听对象所打动，那么他也不可能这样劳模20年。
        电影里真正的“坏人”似乎只有两个，一个是部长Hempf；另一个是警察头子Crubitz。区区二人可以对这么多人的命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原因就在于“他们”把“你们”也变成了“他们”。他们以保卫国家的名义吸纳了无数秘密警察，他们发展艺术家中的内奸，他们逼迫Christa告密，他们让Georg们保持沉默……如果没有“你们”，“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群小丑而已。
        但“你们”又是谁呢？“你们”可能周末带孩子去父母家尽享天伦之乐，“你们”路上看到车祸可能会打911帮助呼救，“你们”可能看到电视剧里坏人欺负好人时气愤填膺，然而你们在做着这一切的同时，也会象Wiesler那样爬到别人的楼顶阁楼上——当然不仅仅阁楼，还有可疑分子家门口，单位，言论的字里行间——说：看，这个混蛋，竟然拿民主德国的自杀率来做文章，把他给抓起来！
        “他们的信念是什么？”有一次我试图和一个朋友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怎么说服自己，一个人把一件事情诚实地说出来，就应该被‘抓起来’？”真的，他们是怎么说服自己的？这事首先令人困惑，其次才令人沮丧。他们怎么能够在窃听骚扰跟踪袭击迫害诚实正直的人之后，一转身，对自己的孩子说：孩子，你要做一个好人。
        那个朋友说：“不需要信念，就是个趋利避害的本能”。
        我还以为道义感羞耻感内疚感也是人的本能呢。
        可能也正是因此，Wielser这个人物太理想化了：他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拒绝被彻底机器化，羞耻感犹存。电影甚至把他描述得很可怜，一个人住冷冰冰的单身公寓，在电梯里被小孩子当面骂成“坏蛋”，招来的妓女甚至不愿意多停留半个小时。而现实生活中，那些变成“他们”的“你们”，可能过得比谁都好：他们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在亲友中春风得意，在生意上左右逢源。也正因此你们还在趋之若鹜地变成他们。
        如果该电影展示的是1984年东德现实写照的话，那么5年之后的巨变一点都不奇怪。当电梯里的孩子都可以羞辱秘密警察而他只能哑口无言时，只能说这个社会已经变心了。事实上从故事情节来看，当时东德的控制手段已经贫乏到完全依靠胁迫：听不听话？不听我就让你没饭吃。当统治者的统治手段已经贫乏到仅剩胁迫时，它就气数将近了。我们从小就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也许历史唯物主义偶尔也会走神，物质基础也会被上层建筑拐跑。至于上层建筑又是如何变心的，那个20年的秘密警察是怎么突然从“他们”转变成“我们”的，电影没有说清，我没有找到答案，看来还得接着找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