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再起时

如果说八九十年代的港片总是作为碎片和寓言从旁触及历史（即使在身份自觉的年代、挽留“消失之物”的过渡期），本世纪始有直呈历史事件的自觉，而在近来特殊情势下又有卖情怀炒冷饭借古讽今各色操作的话，那么它无疑是框架最宏大、信息量最丰富的一部。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明月几时有》中的沦陷期和游击队，14K与本土帮派的历史渊源，五六和六七，雷洛和跛豪，甚至宕了一笔《古惑仔》与台湾黑帮那些事，成龙洪金宝的七小福，一直到廉署的成立为这段往事敲响丧钟。

要问它与以往的枭雄片、银河的《树大招风》以及王胖子的烂片有什么不同，我的理解是：基本清晰的线性叙事但去情节化；纪实影像与虚构的穿插；且后者是采用对比强烈的、极其“不纪实”的舞台化风格来呈现，说白了也很王家卫，在去情节的前提下又重场景和氛围，从而立得住人物。

我可以把它当编年史，对照年代给人讲解这时香港发生了什么大事、四大探长四大家族又是谁…但是啊，作为一部历史-演义，我更关心角色行为的动力、统摄所有事件的历史观以及它想对今天说的，都是什么呢？在这些问题上，我觉得电影并不清晰。

英雄的故事，总是关于义气和情爱，枭雄还多了一个统一二者的权力野心。雷洛是霸气外露的，南江是思虑精深的，他们不仅构成时而合作时而对抗的两股力量，更能够代表对香港当下和未来的不同判断。例如雷洛旁白表达了“替所有人擦皮鞋就是平等”的理想，南江更是可以看作一个实用主义的改良派：他只是认为在当时的殖民统治下，由黑警-帮派维持的“前现代”自治是对平民百姓较优的方案，当他发现枭雄无限膨胀、人民仍旧疾苦而透明法治可能是更优的选择时，就开始调整方向——可惜的是，两人的底层逻辑都没有充分展开，历史发展的动力竟落脚在三角关系的情欲追逐：南江爱蔡真而蔡真爱雷洛，所以麦克白夫人干脏活让老公上位，南情圣也爱屋及乌，帮助雷洛又阻止他过于激进，两人美其名曰都在保护一个傻白甜不被污染的纯真？这就未免可笑了吧。

又像《追龙》一样，这部电影也将殖民统治下的邪恶故事进行了某种民族主义的置换（虽然王晶的再国族化同时可解读为再殖民化）：警黑勾结，也算是一种“民间自治”（“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似乎成了对殖民统治的反抗之姿。然而，腐败难道不是殖民的罪恶而是华人的成就？又或者，“自由放任、间接管理”恰是殖民统治术的狡猾，又何来自以为架空殖民者、自我管理的小聪明？最后，由法治而来的廉政，难道不也是西方文化对于人情社会的强行介入？那殖民者到底是不是要为香港好？华人公务员坚持的又是什么？——尽管廉署真正的一把手是英国人姬达，但电影里的总结陈词必须是华人来说，他貌似指责殖民者的特赦是和稀泥，实际上早就用“关心子孙”默认了既往不咎。单纯地区分我们/他们、本土/西方以及各种立场的置换，都无法自洽，罗永生老师的勾结殖民——像电影里说的“香港就是香港，什么都混在一起”才是最恰当的方法。

片中结尾说，有些事“一直想忘记但却忘不了”，而这部电影给我的感觉恰恰是“什么都想记得但却抓不住”。虽然时移事易，香港电影的面貌早已不同，也斯的谶语依然不容易打破。一次难得可贵的宏大叙事，华丽地铺陈了全篇，憾没能（或不敢？）真正地写下结尾。

这部电影又将印证一句老话：汝之蜜糖，彼之砒霜。 我们经常说电影的审美是非常私人化的，而翁子光的这部《风再起时》将在这点上体现地淋漓尽致，喜欢的人或许会大快朵颐、一本满足，而对另外一群观众则将会充满挑战性。 因为影评人出身的翁子光这次呈现的是一部带有极强个人风格的影迷电影。 或许很多人看到梁朝伟、郭富城这样的双雄配角，再加上富有商业气息的海报，会误以为是传统的动作爽片。 然而但凡只要对翁子光有一定了解，或者曾经看过他的《踏血寻梅》，都会清楚他其实一名典型的作者向导演，这也是在影迷圈中大家会非常期待他的这部电影的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如今出现了一些评价两极分化的情况也在意料之中吧。 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导演翁子光在互动中表示他也经常会去中国电影资料馆看经典老片，比如《八部半》和《地下》，他也打趣道希望观众能认出他来，却没有人认识他。 翁子光也表示他在创作中，也必然会受到很多其他电影的影响，因此本就是非常了解影迷的他，拍出这样一部特别有文艺调调的《风再起时》也就不足为奇了。 还有一点也非常值得分享，导演翁子光也是电影《僵尸》的编剧，谈及这部电影时，翁子光也说他偶尔也会想，如果这部电影由他来拍摄，那么他会拍出怎么样一个版本的《僵尸》呢？ 所以对于香港的这段历史而言，既然已经有了《跛豪》《追龙》《五亿探长雷洛传》等这样的展现，或许就没必要继续重复类似的风格，反而突出了翁子光这个版本的独特性和价值。 而且，从实际电影的内容而言，显然翁子光的野心更大，他并非只是想要塑造一两个人物，或者呈现一段曲折的故事，他其实更是要用他的视角和方式属于一段横跨几十年的香港影像历史。 用导演自己的话说，就是这部电影是写给香港的一封情书。 因此，电影在叙事上，没有采用爽文写法，而是把内容相对均匀地分配到香港的各个年代，故事和人物更多是一种线索，目的是为了把香港30-70年代的重要历史变迁体现出来。 而在影像风格方面，大量的特写镜头和仰拍手法的确会非常挑战观众的生理承受能力，尤其是144分钟的片长的确会产生一些疲劳感。只是这样独特的风格化摄影，也呈现出很特别的迷离质感，从视觉上其实与电影的年代戏的类型倒是颇为搭配，有很强的历史感，甚至是宿命感，更有一种如同逝去时光的那种有点优雅又有点残忍的感觉。 可能有人因为不了解香港历史，又因为很少接触这种风格的影片而看起来比较吃力，但是如果遇到了对的观众，那真的会有很好的沉浸式体验。 这次梁朝伟和郭富城的表演也和其他电影会有一些明显的差异，不过印象比较深刻的则是许冠文最后的那段很长的英文独白。 作为香港金像奖的第一个影帝，他的确不同寻常，而且据导演介绍，这些英文台词，许冠文作为曾经专业教学英语的人，有进行针对性修改，使得内容更加符合使用场景，也是很有意思的花絮了。 通过导演的分享，知道这部电影之前是有过更长的三个半小时的版本的。可以说，《风再起时》是翁子光版的香港往事，只可惜可能基于市场发行原因，如今我们只能看到当下的144分钟的版本。 当然，电影呈现的内容依然非常丰富，翁子光甚至使用了不少当时的很多纪实影像，来增加这部电影的历史厚重感。 因此结合上述所有的内容来看，不得不承认导演翁子光的确还是很有勇气和艺术追求的，在获得了这样大体量的投资支持，可以用到这些大牌商业演员后，依然愿意坚持自我表达，拒绝套路话地叙事和影像，真正把对电影对香港的爱注入到了影片中，最后得到了《风再起时》这样的不俗作品。 不管前期预售和最终的票房成绩怎样，我还是会建议身边的影迷朋友可以去看看这部影片，毕竟那些一味迎合路人观众的电影已经够多了，而像翁子光这样的片子还是很稀有的，这种电影对于丰富市场和审美多元化拥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 所以还是想要祝福导演翁子光可以遇到他对的观众吧。

（by Mr. Infamous，原载于虹膜公众号）

《风再起时》，也是许冠文电影生涯的「风再起时」。

作为「冷面笑匠」，自九十年代减产后走到这部电影，许冠文其实早就不笑，不逗了，彻底剩了一副「冷面」，也才展示出他拥有令人惊叹的角色跨度与表演层次。

他演七十年代刚成立时的廉政公署主将李子超，从直接驳斥「礼尚往来」为「礼崩乐坏」，到影片最后，面对相互勾结、袒护的贪腐利益各方，平静但慷慨地作出一番演说，把对本土现状的痛心疾首以及满腹深情，融入到腔调里的暗涌中，成了电影点睛的华彩。

《风再起时》

可谓是，面冷，心热。

导演翁子光在接受「后浪电影」采访时说，那段话，重点不在于深度，在于概括性，而其实概括性本来并不需要，毕竟电影已有隐隐表达，但是许冠文的表演，没有办法抗拒，甚至没有办法评价。

许冠文是他父亲的第一位偶像，在他心里，这位演员承载着香港电影美好的回忆和想象，令人一想起就无比亲切。

《风再起时》

那亲切，哪怕不在香港，也有香港，或者说本土的、原生的亲切，即便之于香港以外的观众。

好比说他在台湾拍的电影《一路顺风》，导演钟孟宏就是他的影迷。

许冠文在片中饰演一位留在那边二十五年的香港人，以开出租车维持生计。车子很老，就跟主人一样，被生活与年月磨掉了光泽，那为了免遭客人嫌弃，老许就选择夜班，大灯一照，先把破败老态藏匿片刻，人被「骗」上车了，也不好意思下去。

是这样的草根状态，窘迫，困顿，比《风再起时》稍微多出的一些笑料，源自角色本身令人回想得起七八十年代升斗市民的狡黠、计较，以及更大层面的无奈、悲戚。

《一路顺风》

整体来看，即便不是完全脱离喜剧色彩的表演，也起码是在趋近。因此听他讲故事，就有这么一种感觉，哪怕再淡，再轻，一字一句都会掺着玻璃渣子，让人咽下去，连水都不带一口。

尤其是意外见证杀戮事件后，他在车尾箱惊魂未定地跟纳豆说起自己那天生日，带妻儿岳母去尝心心念念的好吃的小笼包，结果车子并不好停，等到终于赶去餐馆会合时，却得到两个女人的冷嘲热讽，非但没有给他打包，反而说要打车走。

「我是开计程车的嘛。」

《一路顺风》

不可置信的悲哀被艳俗的红绿灯光晃着，有了一些怪诞的况味。听他感谢纳豆，因为这经历让他决定了，今天要是还活着，明天就去吃小笼包，那到电影结尾，真的出现了小笼包，而故事也停在了恍然的那一刻，老许的故事，就格外地动人、感伤起来。

他像极了每个人难免秋凉时的自己，拼死拼活，每天带回家两百多块，赚不到，就再补贴上去，动作成了常规，但以为成了家，定了居，拥有的会越来越多，没想到正好相反，可此时此地，就连失意，都不知该往哪里失。

空空然的心境被他演绎出来，完全没有信服度方面的问题。在许冠文后期，即现下的职业生涯里，跳脱喜剧的表演，成就了另一种出色。

《一路顺风》

我们知道，许冠文最被认可的是喜剧，所谓「喜剧大师」，自然不是浪得虚名。只不过他之所以能演好喜剧，也跟他的喜剧风格有关，即他走的并非特别夸张的路线，甚至如今一反搞笑常态，板正、荒唐、皮笑肉不笑。他自己是觉得不搞笑的，但是观众笑了。

可笑完之后，就会叹息，会作痛，因为那些反差笑料背后，没有任何一个包袱是堪称「搞笑」的。不是效果设置不佳，而是那都戳着生活残酷的本质，也就是说，他几乎是在底层本身的痛苦上进行观察和表演，要用共鸣来换取一些突破寻常喜剧的豁口。

《一路顺风》

于是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习惯了从许冠文的表演，或者说，从他戏里戏外「难分真与假」的故事里，对照自己在凉薄现状里的位置。

如果说在拍戏阶段的早期，他抬高了香港喜剧甚至喜剧本身的标准，那么在后期，他已经可以游刃有余地用非喜剧，来呼应喜剧的本质。

而这悲剧性，可以数算到他捉襟见肘的童年。

全家福

一直到念大三，因为长期兼顾家庭补贴，学费实在交不起了，正巧那时候TVB开办，弟弟许冠杰就帮他牵了总经理科林·本德尔的线，对方给他六个月时间策划中学校际问答比赛，结果当天晚上，他就找了后来成为太太的同学郑洁英帮忙打字，第二天就提交了，换来六十年代末3000元的高薪，也得到了入行机会。

实际上，做演员，许冠文的父亲并不认同，因为觉得，那就是当「戏子佬」，接近于当妓女，是顶下作的。

所以哪怕被《欢乐今宵》赏识，做起了采访、翻译，许冠文对于参演当中颇感兴趣的趣剧，就很犹豫。但一直给节目想段子，很被称道，到头来，台内的梁淑仪就以涨工资为由，哄他跟许冠杰合作节目《双星报喜》。

火了一把过后，因为原定演员护照问题，李翰祥想找他顶替出演《大军阀》，说是他长相鬼马，不如剃头试试。许冠文是不答应的，觉得自己好歹是个知识分子，而且那时还算斯文靓仔，还得邵逸夫上来劝说，头发还能长，但机不可失，再问老妈，也这么说，这才有了银幕首秀。

《大军阀》

电影很成功，接着又有三部片约，但都是三级片，许冠文起初也不乐意，觉得一介书生，让人买票不是因为艺术，而是靠女人脱衣服，那还不如实实在在地去做龟公。

正巧，本来要捧许冠杰做当家小生的嘉禾，转投半路杀出的李小龙，许冠文于是找上他跟许冠英，成立许氏兄弟电影公司，跟嘉禾合作。

延续《双星报喜》模式，许冠文自编自导自演《鬼马双星》，加上之后的《半斤八两》《摩登保镖》等片，在1974年到1981年间，拿下香港年度票房冠军五次，打破华语电影票房记录三次，自己也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影帝。

《鬼马双星》

回看这段传奇，哪怕当事人也有忍俊不禁的时候。

这也很「喜剧」，即事态发展，本身是拧巴的：亟需摆脱被金钱束缚的日子，就不得不先曲线救国，半推半就甚至委曲求全之后，又反而别有洞天，最终成就对照当年思虑，显出了命运本身的玩笑。

当中考量，充满彼时在时代巨变下平民格外把不住方向的彷徨，一切都是瞬息万变的，充满计较跟争抢。看他的代表作，正正写遍了打工仔的苦困，而他又不吝扮演刻薄老板、老大、老千，很能找对时代症候与民众痛点。

《半斤八两》

很多台词放到今日，也是犀利的、贴切的。譬如《鬼马双星》里说，「勤力就能发财么？你应该去看看乡村的牛。发财的人像木偶一样坐着，什么也不用做。」逐利大势下屡屡一针见血，直到如今香港票房总冠军《毒舌律师》，依旧在说这病态社会的不公不义。

这人心所向，多为故事里人情味的发酵。等到1990年，日本媒体趁着《鸡同鸭讲》推出，把他奉为「人情喜剧王」。饱尝人情冷暖的许冠文自然十分眷恋人情二字，得以滋养，也得以释怀。

《鸡同鸭讲》

表达人情，则不一定需要用喜剧，所以有《一路顺风》《风再起时》，但不管是什么电影，许冠文之所以是许冠文，就一定是要有人情的牵动。他钟情喜剧，原因在此，而他在后期，试着继续跟新主创碰撞出新火花，也是冲着人情在另一块土壤上的发芽。

那么，从与草根角色、生活对应的草根经历出发，打造出香港那时独一无二的市井喜剧，到后来是在别人喜剧里插科打诨，或走不那么香港喜剧的风格，成就曾与香港扣得很紧而渐渐具有更多放射性的代表符号，许冠文这一路，欢笑在表，悲悯在内，人情当头，针砭在后。

可以说，最伟大的笑匠，往往是最悲凉的凡人，多了那层旁人不敢直面的落魄，更有娱乐大家过后的巨大疲惫乃至空虚。这样的人来演正剧，往往格外痛悲。

许冠文在香港国际电影节上座谈

许冠文如此，吴孟达也是。周星驰是承接了喜剧天王的招牌，以无厘头招式开辟另一种以喜写悲的模式，而吴孟达在这段历程中，被喜剧黄金绿叶框定，直至离世前十几年，通过《人间·小团圆》《导火新闻线》等非喜剧中的表现，带来某种温良下更多一分的慈悲或疲沓。‍

后辈吴君如、郑中基这些同样靠喜剧被人赏识的演员，一旦走到正剧当中，也会有那种抹不掉的苍凉在，反而添色。特别是《金鸡》，可谓吴君如两种风格的交融与过渡，对照一出，多少也唱响了同类演员的境遇。

时代，或者说更易被分心的环境，未必能够再出一个许冠文，或者也不需要再出一个，那他与他们的淡出或转轨，则成了另一种「喜剧」，苦笑而不自怜的喜剧，更有当下港味，也更像你我的人生。

磊乐和妻子蔡真因为小燕之死而争吵的时候，失手用烟杆打翻了身后的金鱼缸。一池金鱼和清水就这样倾泻而下，暴露在空气中的金鱼费力用腮呼吸着，离开了水生命开始骤然消逝。

而他自己的命运，也随着抽走的水而加速。很难说到底什么才是他生命中的水，旧时代失序的香港让他这一尾鱼纵横畅游了十几年，再回眸，已是在地球彼端鬓发斑白的老者。

即将和妻子完婚前的短暂时分，南江竟然在长椅上梦见了亡故的父亲。父亲端着香槟悠然地走过来，南江坦言连这场婚姻都是为了完成父亲的夙愿。当年父亲问他选枪还是选打字机，看似有的选择。

而他的一生都在试图做选择，选择走怎样的路，跟什么人共度一生，选择放弃谁，是做一个智者还是莽夫。命运给了他选择，他也只是顺着命运选择了妥协的方式。

有时间跨度的影片，最容易看到时光在每个人身上摧拉撕开的痕迹。磊乐永远忘记不了运尸的小瑜，他换走了她哥哥的囚服，苟且从命运的轮盘赌里窃来一条命。小瑜被日本兵奸污的时刻，他缩在角落眼睁睁看着，却什么都做不了。

给儿子取名念瑜，很难说是不是自己在赎罪，弥补内心的愧疚。于是连出轨都那么顺理成章，小燕和小瑜眉目重合的瞬间，他便义无反顾抛下家中大肚的正妻，沉迷进有违世俗的鱼水之欢。

南江曾被日本军官看中，试图将其认作义子。这本是一段传奇，却呈现了另一番残忍的面貌。南江的母亲横尸地面，父亲蹲在旁边痛哭。枪在此刻交到他的手里，枪口指向生父。若他亲手毙掉父亲，军官便带他回日本走向通达之路。

他调转枪口射了军官一枪之后，父亲竟然后来给了他一个耳光。他这一生的爱恨或许都在那一天消失了，经历过这么剧烈且惨绝人寰的考验，此后的事情于他都难以激起波澜。

他会在蔡真大婚的时候，凝望着她的蹁跹的小腿，眼中漾着满腔的爱意却不能言说。也在蔡真不惜委身前来替磊乐求和的时候，默默为她的裸肩披上外套。在麻将桌上被磊乐打翻了眼镜框，依然淡定地一笑而过。甚至在父亲去世前也不愿去探望，仿佛不去看就不会看到父亲的死亡。

爱恨已经交于那个日子，此后再没什么伤痛会伤害他。他也可以假装与别人相爱，假装当一个好丈夫，送出去被退回的香水，晚年与不能走路的糟糠之妻撑持。有的人一生都在演戏，一不小心就演了一生。

《风再起时》就像在旧时代的香港刮起一阵微风，它关注的不是滔天的巨浪，而是时代洪流下涌动的裂流。两个带着彻骨伤痕的人，性格迥异，有的气焰嚣天逐渐被社会异化，有的不动声色守护着自己的底线。

他们携手为当时无序的香港制定了一套制度，这套制度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地方，但是在其中纵横捭阖的人物也过上了起伏跌宕的人生。有巨大的权力和财富的诱惑，拿着枪就有人乖乖交上保护费。同时还要平衡跛豪和各大家族的势力，要提防兄弟的阋墙，要小心爱人的背叛，诱惑有多大，风险就有多大。

廉政公署李子超的一段发言，又为影片添上了另一重意味。当救护车需要上缴保护费才能叫到，百姓何来安全感，哪有归属感。磊乐南江为香港制定了一套制度，这套制度暂时让帮派争斗的香港有了一定秩序，同时也是极其自私饱了私囊的行径。

宥于时代背景之下，磊乐南江们得到了特赦令，得以在海外安度晚年。远离了曾经硝烟弥漫的战场，令半老的他们生发出了诸多感慨。昔日意气风发，与严洪肥仔拍下了正当年的合照。如今散落在地球两端，看北国的冰雪，望海岛的夕阳，娓娓道来这一生的故事。

这世上有两种故事不会忘记，一种是难以忘怀的，一种是想要忘记的。

留到记忆最后的，可能不是叱咤江湖时的风光无两，动员警力时的雷霆万钧。可能是一只撕掉的血淋淋的耳朵，一件换了死亡编号的囚衣，一卷藏在手电电筒里必须得收的黑钱，或者一尾送进茶壶里终将溺毙的金鱼。

看完有点唏嘘和惆怅，香港往事是真的动荡不安和波澜壮阔啊。

磊乐和南江的一生既是一代枭雄的发展史，也是20世纪中叶香港历史的浓缩，他们从小警员成长到手握香江黑白两道的大佬，有时势造枭雄的幸运，也有个人命运在时代洪流中微不足道的悲哀，他们跟蔡真、小燕等人一样，都只是其中代表。

电影差不多横跨三十年，主要人物也经历了几个重要的人生阶段，从毛头小子到中年得势再到老年孤寂，导演选到了很适合的男演员，郭富城演出了中年得势后的傲慢和年老后的深沉。不过我更喜欢梁朝伟和许冠文，他俩太契合这个题材了，梁生是稳中有变化，许sri是庄重有力的好。

可能会有很多人聊磊乐跟南江在事业上的双雄对峙，但我觉得他们之前的情感纠葛也挺值得说说的。

就像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写的，“也许每一个男人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就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则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

磊乐的白月光是小瑜，而发妻蔡真成了蚊子血。

但在南江那里，蔡真是永远的朱砂痣，娶回家的Cora是那粒饭黏子。

蔡真成了维续他们之间微妙平衡的特殊存在。

电影最开始没有交代磊乐跟小瑜的就故事，先讲了两男追一女的段落，比较经典的一幕是舞会上南江弹钢琴，磊乐跳踢踏舞，两人各凭本事吸引蔡真的注意力。上海来的大小姐，大抵是见过许多像南江这样绅士，没有探究和靠近的欲望，反而觉得直来直去的磊乐更让人感觉轻松自在，所以选择了双人舞。

这段郭富城跳得很好，梁生琴弹得也不错，后面看一些采访才知道，梁朝伟为了拍这段戏，那三个月里每天苦练八到是个小时，一度因压力太大而崩溃，每次练完都会打电话给导演“诉苦”。这挺梁朝伟的。

而磊乐追蔡真出发点不是一见钟情，是觉得她如红玫瑰般明艳动人，她的家世背景也帮到自己。

导演将热恋戏拍得再浪漫也无法遮盖这一点，反而能衬托出磊乐跟小瑜那段短暂的相处是多么的朴素真挚。

蔡真也明白活人是争不过死人的，所以她能容得下被金屋藏娇的小燕，却会在情绪失控时质问磊乐念瑜这个名字的含义。

爱情不讲道理，她就是比磊乐爱得多一些，所以心甘情愿地付出，“有些事当着你的路，你不必管，也不必知道”可以看作蔡真的告白。

像她这样聪明的女人，自然知道磊乐与南江的明争暗斗，也明白南江对自己的爱慕，她从不说透，只在关键时利用。

南江也在Cora面前表现出过他爱的人是蔡真，当初蔡真中枪，他明知道磊乐会冲过去，还是不顾Cora拉着自己的手，想查看心爱之人的情况。这是想按也按不住的本能。

所以啊，白玫瑰赢不了朱砂痣，红玫瑰抹不去白月光。

假如蔡真嫁给了家境富裕、智计无双的南江，应该不必在婚宴结束后累的独自揉捏小腿，也不必费心费力替丈夫筹谋权势。

命运偏偏不按照这样的剧本走，磊乐和南江都吃过了爱而不得的苦，也都对相伴一生的妻子日久生情。

或许是习惯了对方陪伴，或许是出于夫妻的责任和义务，总之蚊子血和饭黏子皆恢复成红玫瑰和白玫瑰的原貌，分明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男人，却有种殊途同归的荒谬感。

假如只拍男人之间的背叛和争斗，没有这几条错综复杂的情感线，电影可能会失去一些味道。现在这样处理还挺好的。

因为这几段感情对磊乐和南江的人生选择其实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小瑜的死让磊乐想做个好人，可惜社会现实将他推向了腐败，蔡真的出现让他抓住了阶级跃升的机会，也真的帮他扫清了很多障碍。

见过了人生无常的南江，面对爱情时有些矛盾想过争取又期待两情相悦，处于对蔡真的爱，他总会不自觉地关注磊乐，外表谦让，内藏锋芒，也算促成了双雄对峙的局面吧。

野心勃勃的人总有各种各样的欲望，他们的身上从来不缺故事。磊乐和南江都是如此。

错位剪辑

影片开场，一系列看似乱序的紧张场面，有人逃离，有人追踪，有人仓皇，有人焦急，穿插着廉政公署四处出击的调查行动，直到梁朝伟饰演的探长出场，拜访廉政公署负责人，节奏才开始稳下来。

只称“探长”，而不称名道姓，显然是叙事安排。接下来的黑白影像里，先出场的是青年磊乐，后出场的是青年南江。此处观众只能凭借形象去猜度谁是将来的梁朝伟，却没有具体指向。在开场的快节奏剪辑段落里，曾经有一处是廉政公署负责人的台词——大意是“五亿探长，一定要查到底……”，此处是惯用的悬念，让观众带着疑问去求索——“五亿探长”怎样了？现在出现的“探长”又是谁？

这样做的目的，并非故布疑阵，因为梁朝伟饰演的角色早被影片宣发透底。反而是，在这样一个开场的视听逻辑里，我们会在一开始就混淆两个人：黑白影像里的青年，谁都可能成为将来的“五亿探长”，谁也都可能成为只身闯廉政公署的“探长”。通过视觉的、叙事的诡计，把两个人剪辑成一个，早在《无间道》第一部和第二部已有珠玉在前，用意在强调命运无常，两人各自走上无法选择的无间道，成为自己一开始要铲除的那类人，卧底数年，终于彼此莫辨。

《风再起时》的错位剪辑，并不是要强调个体的“莫辨”，而是指向群体的（阶级的）立场。错位剪辑出现在开场，给整部电影的剪辑定了调，以两大探长的视角交错呈现香港的警界变迁，跨度近四十年。这一剪辑思路显然不是为了突出“双雄”套路，导演的用意不在表面的戏剧性。两大探长的冲突，被处理在了暗处，不可开交时，安排阿嫂走一趟就解开了，这是对传奇性的消解。把两人写成一个群体，没有南江也就没有磊乐，所谓“五亿探长”在《风再起时》中指向的是两个人、甚至一代人。他俩的时代，终结于廉政公署确立的时期，他们立下的规矩被新秩序取代，成为历史。

错位剪辑，以最为简略的手法，点出了两人殊途同归的抉择与命运，无论是手电筒里塞保护费，还是给英国警官擦鞋，无论是逃亡于大陆，还是被俘在香港，两个青年在影像中就是一个人，他们都代表了香港青年——不甘于环境的规训、反抗旧秩序的迫害、苟活在侵略者的脚下……他们没有主动选择的余地，只有委曲图存的挣扎。只是，1970年代与廉署对峙的“探长”，已经成了他们曾经反抗的对象。对抗廉署调查，固守旧秩序，“探长”的远遁是必然，他们是趋利自保的既得利益者，而不再是挣扎求生的普通人。影片终局，以探长们的全身而退，盖上了时代之棺。但同时，廉政公署虽败犹荣，在视听处理上彻底压过了旧秩序的垂暮豪杰。李子超（许冠文饰演）的慷慨陈词，或许败给了港督的“既往不咎”，可是，他提出的公务员理想，经由一则新闻婉转实现。这则新闻的见证者，是远遁北美的暮年老人——曾经的五亿探长磊乐。而李子超的理想实现之地，则是曾经与香港一样饱受战争和殖民摧残的另一处所在。

可是，正如导演亲自阐述的，“写给香港的情书”毕竟还是情书，总也忍不住要给豪杰唱悲歌。因此，影片最后一个段落，是不能忘记的生存信念——风中残烛般的磊乐，只有在吞咽水果的时候，才能想起自己曾经是残酷生存环境的幸存者，甚至是后来的生存法则的制定者。此处的视听设计，以吃的本能唤醒生存本能的记忆，彼时黑白影像里的磊乐，从死人手上夺食，目光如虎。

“梅毒”的语境

错位剪辑结束于抗战胜利，两个青年重归警队。形象上过渡到梁朝伟和郭富城，经由战争摧残带来的沧桑感，弥合了演员与角色间的年龄差距。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两人共同出现的第一场戏，也是彼此第一次相识的段落里，各自所操的语言——磊乐的潮州口音粤语和南江的标准英语——除了揭示两人的出身差距，还看似无意地埋了个伏笔。当时，在磊乐夸张地向警局同仁汇报自己的英勇之后，南江镇定而幽默地对英国警官做简报，他讲了个荤段子，提到了一个词——“梅毒”。这个潜藏在英语荤段子里的syphilis一词，逗笑了当时警局里所有的英国佬。导演给了磊乐一个反应，他讪笑着，掩饰着自己根本不通英文的尴尬。

这一刻，两个未来的探长，高下立判。用英文讲荤梗儿的从容，暗示了南江才是真正能与殖民当局沟通的人，也同时点名了将来真正定规矩的人是南江，而不是磊乐。这是语言的壁垒，同时，也是语境的阶级落差。这一“闲笔”就此搁下，直到磊乐扇了南江耳光之后，独自去夜总会消遣，遭遇舞女。此处突兀地插入了一段黑白影像，交代出磊乐心底一直爱着一个女人——小榆。因为磊乐当时的弱小，无力保护小榆，她就此被强占为慰安妇，沦为日军的泄欲工具。抗战胜利后，小榆被救出，可是，因为磊乐的穷困，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小榆失去治疗机会惨死。夺走小榆生命的，正是“梅毒”。

在医生口中说出的“梅毒”，呼应了南江用英文说的“梅毒”，此时彼时，同一词汇飘荡在不同的语境上空。日军犯下的罪，成了英国殖民当局的笑料。小榆的死，对磊乐而言是愧疚的烙印。而在观众处，多了一层心疼——磊乐永远不知道，夺走他挚爱女人生命的死神般的词汇，就盘踞在他赖以为生的空间上空，成了南江的社交扶手。磊乐不通英文，就永远不会知道“梅毒”一词也被他自己笑过。影片中后段，两位探长言和，在理发店背向而坐，南江又抛新词——Human Resource，磊乐的反应已经不是讪笑，而是半嗔半笑地训南江拽洋文。这里的“人力资源”，在彼时的殖民时代，是探长之间的势力划分，一句英文，重整了分裂的警界和黑社会的秩序。

磊乐的无知，南江的从容，都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而更可悲的是，他俩虽同为受害者，却也有阶级的高下。看上去，南江是磊乐的副手，其实英国的警界高层倚重的是南江。这一设计被两次强调，一是磊乐刚刚成为探长时，行事高调，英国的警监暗地问南江的意见——是否要替换掉磊乐？第二次，是南江和磊乐对立，矛盾激化到极点，蔡真私下找南江，问为何南江与磊乐作对？南江复述了被警监询问的事实，洗清了自己，指明他一直保着磊乐，坏规矩的是磊乐夫妇。这一段落有两层用意，一是强调南江对磊乐不存在个人恩怨；二是强调南江更得警界信任，他的出身、语言、行事风格，都更适合做殖民者的帮办。

在这一层面，杜鹃饰演的蔡真是另一个语境里的南江。蔡真是苏州移民二代，出身暴发户，懂英文，会交际，有城府。她替磊乐做脏活，暗地合作勾连的势力，同样都是外省势力。14K的郭少帮主，跛豪夫妇，是蔡真用以牵制整个黑社会的左右手。甚至她资助的剧团，也同样是混迹香港的漂泊客。蔡真和这些人同在一个语境里，她们之间更容易沟通利用。有人批评杜鹃演的角色离谱，这是没看懂香港彼时的生态。导演用一明一暗，勾勒出警界和黑社会两个彼此依存的群体，仅用两个角色，肩负了叙事里的情感线和“事业”线，凝练而有效。

殖民地的“老规矩”与“后殖民”的新秩序

蔡真和南江，都是暗中制定规则的人，她俩把磊乐推上巅峰，连理由都一样——喜欢他的简单直接。他俩之间说的话，磊乐照样听不懂。蔡真暗中串联黑帮，操控两股势力彼此牵制，让磊乐从中得利。然而，跛豪的失控，坏了南江的理想，所以才有那次枪击。蔡真只身拜访南江家，两人谈的也是“恢复秩序”。谈生意非要牵扯感情，暴露了叙事者的不自信，蔡真的脱衣穿衣也是港片的恶习，却也无碍主旨。

蔡真代表原始积累，南江代表监督纠错，两人共同成就了磊乐的霸业。南江始终追求的是完善某种“规矩”，从磊乐提出帮派势力新格局开始，南江就在给他的“理想国”查漏补缺，他自称“聪明人”，只求最优解。当他面对14K的骚乱时，也把政治诉求抛在一边，甚至为了解围可以随口编出自己的政治底色。南江所执着的“规矩”，是为了让大家都有饭吃，相当于“给每个人擦鞋”。蔡真的规矩，是扫清磊乐路上的一切障碍，不惜献身，这种狂热令人费解，因此不得不被简单粗暴地归结为“爱你没商量”。可悲的是，蔡真和南江同样短视——她俩只解决问题，而枉顾问题的根源。她们的献祭，造就了磊乐的独断和膨胀。在陪着磊乐任性的每一天，她俩还要同时给自己洗脑——这是为了人人有饭吃。磊乐是异数，他并不想改善什么，他要的是破旧立新。他毕竟只是个实用主义者，要的是自己说了算，而不是真正建立“理想国”。年轻时，磊乐拒收保护费，并不是他多么热爱警察职业，而是他不屑与黑警们为伍。中年时，磊乐要定规矩，为的是人人有钱赚。可是他根本不考虑自己既当裁判又下场踢球，做蛋糕的是他，分蛋糕的也是他。尽管暂时解决了黑社会的乱局，可是把黑警养得更黑。所以才有后面许冠文饰演的李子超的控诉。

磊乐作为探长，他管理黑社会的理念简单粗暴——成为最大的黑社会。有他在，秩序不乱，社会维持表面繁荣。但是，正因为有他在，繁荣背后是民众的不堪重负。磊乐破了英国殖民者的规矩，破了日据时代的规矩，建立了自己的规矩。为了生存，他把“弱肉强食”法则推行到极致，他自己做食物链的顶端。

磊乐和南江，都想抛开英国老爷，他俩要实现的是自己人管自己人。可是，他俩的“管”，根本不是香港底层人想要的。李子超面对英国高层控诉，民众家里着火都要塞钱给警察，才能有人来救火。1960年代，在劳动者多次暴动的香港，磊乐和他的旧秩序已经无限接近于他刚做警察时候所反抗的“潜规则”，而他身处顶层，沉醉在他的认知偏差里，用黑钱筑牢他们的特权者城堡。

代表香港民众的是廉政公署，许冠文饰演的李子超出场，新秩序挑战旧规矩。李子超登场给自己的定位是“公务员”，他为纳税人服务。值得注意的是，许冠文在媒体面前讲的一句话，他说公务员受贿就是“礼崩乐坏”。他用的词回归了华语传统语境，而他描述的理想社会，则是公平透明法治社会。这是以“后殖民”的思路和词汇，反抗殖民者，同时拥抱现代法治秩序。李子超代表的廉政公署，是对特权阶级的公然宣战，因此被警察暴动威胁，甚至逼得英国殖民当局暴露了本色——只把香港当成殖民地。港督一句“既往不咎”，险些灭了香港的未来。

众所周知的历史常识是，廉政公署是香港后来成为法治、公平、自由的经济中心的前提保障。而《风再起时》的磊乐、南江、蔡真们，他们的存在和成功，一方面阻碍了新秩序，另一方面也是黑色的过渡期必然的污点。他们做大了蛋糕，代表了香港财富的原始积累阶段。

只是，李子超的出场太晚了，尽管导演用他做开头结尾，试图做成闭环的叙事结构，呼吁法治社会的来临。但是，真正的主角还是弱肉强食的人，小榆、小燕以及被磊乐杀死的小榆哥哥，都是人血馒头，都不可能被浪漫化的《风再起时》所关照到。小榆和小燕，她们的美，被磊乐记住，被镜头凝视。而小榆的哥哥，就只让我们看到了被咬掉的耳朵，和囚服上绣着的号码。在故事本体里，战争并没给豪杰们带来多深的创伤，反而是杀不死的让他们更加强大。甚至，在被绝对浪漫化的爱情里，磊乐对小榆也犯有理所当然的生存原罪。如果不杀了小榆的哥哥，磊乐就必死——这个残酷游戏，又让磊乐多了份亏欠，小榆因此成了不可忘记的存在。

但是，镜头里的磊乐太过潇洒，他和南江的举手投足，每一帧都能成为《名利场》的封面。所谓的“罪”，只是他在染上鸦片瘾时候才被提及。而他就连抽鸦片都被叙事者同情，当时他正陷入到另一段创伤——小燕和胎儿都被害死，而这也是他对小榆的镜像之爱，由此显得专一纯情，小榆和小燕的生命代价，换来了磊乐的悲情高光——他永远得不到他相同阶级的爱人。

比起导演对磊乐和南江们远走他乡的落寞施以的同情，我反而更关心磊乐是如何从卓尔不群变成同流合污的？如果说为了生存？恐怕是太过牵强的理由。毕竟，磊乐从不反思，南江也不忐忑，他们都没有《美国往事》中麦克斯和面条的审视与自省。毕竟，客死异乡的磊乐，只是忘了意气风发时喝彩狂欢的拍子而已。

《风再起时》浪漫化的视听里，磊乐们的罪，被粗暴地归给时代，因而每一个代表着阶级群体的角色纵深也被压得扁平。“给香港的情书”由此更像是一张明信片——取消了阶级纵深的角色群像，充其量只能是做旧的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