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自行车的人

　　巴赞说，意大利人和俄国人天生就是演员，所以我就不知道演员的表演在多大程度上成就了这部电影史上的新现实主义伟大作品。新现实，并非纯然的客观，不是简单的自然主义，而有更为浓重的人工化手法，当这种人工化手法被掩藏到背后，观众无法识破时，这部作品几可被称为杰作了。在看《偷自行车的人》的时候，我们实现被知道演员全部是非职业的，于是在观影的时候，我们不禁为这种质朴的表演所倾倒，这种倾倒还是无意识的，因为我们在观看的过程中，我们完全忘记了表演的存在。到了观看过程的结束，我们回想整个故事，才记起演员是非演员这回事，惊叹才出现了。所以新现实并非简单的实景拍摄和非职业演员演出这么简单，新现实是高度人工化的，他们总要表现一个完整的，没有缺憾的叙事，所有的一切都要支持这种完整，以便达到完美。试想如果《偷自行车的人》真的用职业演员来演出（据说制片方当初想用加里•格兰特来扮演男主角）会是怎样的一种效果，电影里里奇的声音其实也是配音演员配音的。同样，电影的剪辑、场面调度等等也是非常风格化的，风格化的作用在于观众在观影的过程中不会游离于影片之外，技术被掩藏了，正如巴赞说的，“不再有电影”，似乎这就是现实。其实这才是真正的电影，因为现实中，矛盾不会如此集中化，不会如此戏剧化。新现实的魅力正在于此：高度集中化了的现实，影片似乎总要表达些什么，但因为过多的现实意象，影片的意蕴是那样丰富。
　　意大利的新现实电影到1947年左右其实已出现危机，因为新现实主义常用的电影表现手法如实景拍摄、非职业演员演出等手法被滥用了，在一些喜剧类型的影片中也会使用这些不合适的手法，这不可避免地导致这一电影思潮的危机。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偷自行车的人》，并成为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其意义可想而知，也可见伟大的导演之所以伟大的原因之所在。

　　还是回到电影本身。
　　一辆自行车，成了一个人生命中无法承担之重，这构成了严重的不对等，在极轻微的物质价值和沉重的心灵重荷之间。一辆自行车，承载着一个人、甚至是一家人的生活的全部希望，希望就是一切，是一家人全部奋斗的意义之所在。整部影片正是围着这个希望展开，里奇需要一辆自行车才会拥有来自不易的工作，然而自行车被当了，全家倾其所有赎回了自行车，然而就在上班的第一天，自行车就被偷了，然后就是影片最为精彩的寻找自行车之旅。自行车被偷，就意味着一家人的生活希望一下子坍塌，灾难的降临就是顷刻之间的事情，灾难之后就是磨难，影片之所以经典就在于它向观众展现了主人公历经磨难的过程，这个过程只有这个本色演员才能完美展现。本色演员并非是要求演员经历过故事中所经历过的一切，但他肯定是经历过生活的艰辛与磨难，他的生活环境就是社会的底层。这种磨难就是希望顷刻之间破灭，但个体不愿面对这种顷刻的破灭，他总要挣扎着去追寻，他越付出努力，他就越陷入希望破灭的泥潭，越发难以自拔。环境的悲剧最终不可避免地酿成心灵和道德的悲剧。当然反映了导演共产主义思想的影片总不会忘记社会批评的使命，导演的高明处在于，他没有孤立或者是简单地批评某一社会现象，影片的每一个镜头总显出丰富的意象。一辆自行车，对于社会底层的里奇来说，这是生活所有的希望，但对于不跟他属于同一社会阶层的人来说，一辆自行车就仅仅是一辆自行车而已，被偷了就是丢了而已。所以整个寻找希望的过程，只有里奇和他年幼的儿子在徒劳地进行，在这一过程当中，我们强烈地体会到了他们内心的绝望和孤独。
　　儿子在电影中的设置真的堪称神来之笔，他让整部电影的内涵丰富了很多，使电影深入到了心灵原本无法触及的层面以及道德层面。从父子二人寻觅自行车的过程可以看出这是一对和谐的父子关系，彼此信任，彼此有着强烈的爱。自行车在某种程度上是父子二人共同的希望，寻觅希望的过程虽然是遭受磨难的过程，但在这过程之中，却体现了父子人格的尊严。然而，当磨难达到了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时，里奇的道德一下子坍塌了，自己成了偷自行车的人，并被所有人进行身体及道德侮辱。这一切，全部被儿子看在眼里。影片的最后是很有意味的镜头，儿子握住了爸爸无助的手。在此刻，爸爸成了一个弱者，道德上的弱者。此时去追问父亲在儿子心目中的形象似乎显得多余，其实这一幕充满了感人的温情。德•西卡在另一部电影《孩子在看着我们》中，同样表现了这种父子间的脉脉温情，弗洛伊德主义者可以大大做做文章。

首先要知道就是什么叫做“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关于这个概念，我找到了一段对其描述的内容：
 
二次大战结束后在意大利兴起的一次具有社会进步意义和艺术创新特征的电影运动。一般认为，这一运动从1945年至1951持续了大约六年。但是，作为一种电影风格，一种创作方法，则对现代电影创作有深远影响，"新现实主义"一词用于电影，始见于意大利影评人彼特朗吉里在《电影》杂志（1942年146期）上评论鲁奇诺·维斯康蒂的影片《沉沦》的一篇文章中。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真正历史开始于1945年，即罗西里尼拍出《罗马，不设防城市》的那一年。从1945年至1950年，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特点逐步形成，这包括：1.注意反映本国当代社会生活现实；2.通过普通人的真实生活遭遇来反映当代社会问题；3.在拍摄方法上注重真实感，尽量在实景中拍摄并运用自然光；4.反对好莱坞的明星制度，尽量使用非职业演员。
 
而这部《偷自行车的人》则是把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推到了最高峰的影片，是具有时代意义的。
 
其实对于德·西卡，我最初了解到他并不是在那些枯燥的电影史中的新现实主义的条目中，而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买了一张他的《米兰奇迹》的DVD，当时也是出于好奇，不过看过以后就深深地喜欢上了这部片子，也让我记住了这位导演。虽然他是出身于新现实主义的，然而《米兰奇迹》中荒诞的，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却有别于其他的现实作品，使它成为了一部特立独行的奇妙作品。
 
现在言归正传，来谈谈现在的这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代表作之一的《偷自行车的人》，它几乎具备了这一流派的所有特点，比如基本上都是实景拍摄，多用外景，并且基本上都是非职业演员，题材也是非常贴近现实生活的，描写了一个迫于生计，最终被迫去偷自行车的普通人，以此折射出当时下层人民的悲苦生活。
 
其实形成这种“新现实主义”独特风格的最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当时战后的意大利破旧不堪，电影制作者们没有了摄影棚，没有了充足的资金，残酷的现实迫使他们寻找一种折衷的办法来延续创作，于是他们不得不扛着摄像机到大街上进行拍摄，不得不启用非职业演员，等等。加之受到了法国的让·雷诺阿（印象派画家雷诺阿之子）的现实主义电影风格的影响，才逐渐形成了这特有的所谓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风格。
 
但是否因为简陋，他们就显得毫无价值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新现实主义的电影由于贴近社会现实，反而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巨大共鸣，它们由于技术，资金等等的限制，也只能把题材放到最真实的情景中，在最平凡的生活中，寻找拍摄的素材。
 
当然，并不能因为它取材的局限，就认为他只是在客观地描写民间疾苦，故事就没看头，就没有可看性了。以《偷自行车的人》一片为例，德·西卡就述说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新现实主义影片毕竟不是纪录片，它的本质还是故事片，因此如何讲好一个朴素的故事仍然是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在影片中，导演刻意营造了非常多的戏剧冲突，比如在教堂追逐老人，以及后来的与偷车贼对峙的两个场景，都充满了戏剧张力，起到了高潮的作用，特别是在弥撒中穿梭的那场戏，颇具调侃意味。可以说，在叙事上它是非常成功的。
 
其次是非职业演员的问题，这也是新现实主义美学的一个很大的特点。片中的几个演员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尽管在某些方面和职业演员还是有差距的。但他们同时也表现出了一种别具风味的质朴美，特别是饰演儿子布鲁诺的那个小演员，表演地可圈可点，最后看到爸爸被众人围攻，他冲过去想为爸爸解围而有无能为力时的那种无奈，被他表现的淋漓尽致，看着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不由得产生了丝丝同情，对于非职业的演员来说，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
 
在镜头方面，导演也并非因为都是非职业演员而刻意多用中远景。侯孝贤也常用非职业演员，他曾说过，自己的著名的长镜头的风格的形成，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早期多用非职业演员，为了弥补在表演上的不足，而尽量回避近景和特写，以让演员能自由发挥。在这点上，德·西卡倒是没什么顾忌，依然给了父子俩相当多的近景以及特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显露出了作为非职业演员的不足，但在另一方面，父子俩真挚的表演却又为影片增加了不少情感分量。
 
影片中有好几处都采用了静静地跟拍两人走路，这种方法把那种孤寂无助，充满无奈的情感渲染地淋漓尽致，在这种极度的无奈下，父亲才会铤而走险，去偷别人的自行车，被抓后幸亏儿子的解围才免于牢狱之灾。最后，父子俩牵着手，漫无目的地走在满是人流的大街上，静止不动的镜头仿佛是一双充满着怜悯的眼睛，注视着他们，却又无能为力，我们也从这双眼睛中，感受到了一股深沉的，悲寂的，而又充满了无奈的情绪。在简陋的影片中，导演创造了最大的激情，他将这种激情转化为了一种深深的无奈，一曲无声的控诉。

失业是什么滋味，没有失过业的人恐怕无法完全体会。

第一波先是耻辱。众目睽睽之下被叫入空旷的会议室，不管是好言相劝还是公事公办，巨大打击与震惊之下都会神色恍惚，头晕目眩。短短的一段走道瞬间变作“耻辱游行”，静悄悄收拾东西离去还算客气；若有同事前来送别，那些含着惋惜、遗憾口吻的安慰话哪怕再真诚，再体贴，进入已然失聪的耳朵里也瞬间变了腔调，异化为怜悯与嘲弄的背景噪音，搅得人心乱如麻，不知所措。

接下来是否认。不能想、无法听，头脑一片空白，历史与现实之间出现了巨大的无法逾越的鸿沟。情绪平复后不由自主地一遍遍回溯，究竟哪里做错导致厄运？是命运使然还是小概率事件？也许还有回旋的余地吧？也许只是暂时搁浅？也许根本就是噩梦一场，醒过来，快醒过来，一切还都尚未发生，一切终会依旧如常……

否认失效，紧跟着便是沮丧。命运怎能如此多舛，总让人磕磕绊绊，一个趔趄连着一个跟头。父母的眉头，同侪的眼光，妻小的埋怨，这人间的悲苦真是无穷无尽，永不探底。反反复复的自我否定与怀疑中，难免会得出能力平庸低下、性格木讷迟钝、眼界狭窄闭塞等等自贬结论。未必怨天尤人，弄得自暴自弃，但总归是信心尽失，颜面扫地，郁闷难挡，萎靡不前。

顶着如此沉重的物质压力与尖锐的心理打击，一个失业的人该怎么面对生活？时代与命运究竟要把人逼到什么样的死角，才肯把痛苦化作莲花？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偷自行车的人》（Ladri di biciclette）就从已经失业两年的安东尼奥•里奇刚找到一份张贴海报的工作讲起。二战后的意大利正是满目疮痍，举步维艰，高失业率让整个罗马陷入了贫困与恐慌，每份卑微的工作都有无数人争先恐后。里奇这好不容易得来的贴海报的工作必须要骑车代步，而雇主却并不提供自行车。为了做这份工，里奇的老婆玛丽娅把家里唯一值点钱的陪嫁床单拿去当了，一家人只好睡光床垫，才赎回了先前为了吃饭而当掉的旧自行车。对里奇来说，这辆破车可是全家生计的重大命脉，也是唯一可赖以改变命运的寄托与希望。

里奇六岁的小儿子布鲁诺对爸爸这辆破破烂烂的自行车视若珍宝，每天把车擦得光光亮，连多了个小小的坑洼都铭记于心，像个小男子汉子似的挥着手抱怨当铺伙计们对车子不够上心。他把对爸爸的崇拜全写在脸上，大清早父子两个都穿着粗布连身工装裤去上班，每人上身口袋里都插一个妈妈做的蛋饼卷当午饭，笑容灿烂，朝气蓬勃——崭新的一天，有工作、有收入的一天，就要开始。
 
相对于小布鲁诺的天真可爱，影片中里奇这个人物则具有多个层次。他在刚找到工作时兴奋异常，可一听必须要有自行车便马上抓狂，像个小孩似的在老婆面前唉声叹气，等玛丽娅给他想办法。车子被抢之后他惊惶失措，也是找了当清洁车司机的朋友帮忙才稍做安定。随着希望越走越远渐渐消逝，他的焦虑与绝望也越来越强，直到最后，能否找到自行车已不仅仅是生计问题的必须，更是一个父亲在孩子眼中的尊严与形象。而当这份尊严在无情的生活面前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之时，他的沮丧直接演化为焦躁，无辜的小布鲁诺便成为了出气筒。可一旦布鲁诺的安危成为了眼前的头等大事，父爱之情则又立刻战胜一切，这个高大的男人手忙脚乱，几乎是在百般讨好身边那依然气鼓鼓的小家伙了。

饰演里奇的业余演员朗培尔拖•马奇奥拉尼（Lamberto Maggiorani）在成名前的确是个蓝领车工，他微微凹陷的脸颊和说话时聚作一团的抬头纹都让人对他有种无言的叹息，但最令人难忘的还是他的眼睛，那里面蓄积了某种看似平缓却又默默暗涌的忧伤，浸泡着很多欲言又止的隐忍与酝酿，仿佛两口苦水井，深不见底。

这样一个里奇十分令人难忘——他那种独特的忧伤绝不是风花雪月伤情感怀的产物，那是经历了生活最严厉打压磨砺后由内向外渗透出的疲惫，与之相应的还有下意识的肢体倦怠。马奇奥拉尼的里奇动作总是很慢，车子被偷后他并没立刻去追，而是站在原地错愕发呆，这几秒钟的时差刚好帮助了小偷及其同伙的逃脱；他追一个讨粥的老头，慌慌张张带着小布鲁诺闯进教堂，却总是迟一步，慢半拍；他迈腿的动作异常沉重，好像必须挣脱什么无形的阻碍之后才能终于迈出那一步似的。这样一个人物瘦、高、迟缓、忧郁，在与命运疲惫对抗的同时还必须努力维系一个父亲在孩子心目中无所不能形象的幻影，这使得一系列愈来愈恶化的事件中他与小布鲁诺在餐馆里那一瞬间的快乐更加明亮而珍贵，同时又强化了后面突发事件的严重度与毁灭性。

除了里奇与小布鲁诺寻找自行车的主线，电影也非常巧妙的把现实批判融于辅助人物与场景安排中。偷车小贼的可怜母亲是位很典型的下层妇女，她护子心切，面对里奇的质问能张牙舞爪，可一面对代表了国家权力的警察便立刻软下去，虽怒目相向，但总归要放任人家搜自己破破烂烂的家。与小贼合伙销赃的老头衣衫褴褛，一方面胆小怕事，里奇随便威胁两句就把什么都招了；另一方面又是老奸巨猾，像条滑溜溜的鳗鱼似的在眼皮子底下消失不见。里奇丢车后报警引出了政府的不作为，老头讨粥则引出了上帝之名面对巨大社会贫困的无能为力，在政府与宗教救赎两条道路都堵死了的情况下，战后意大利的底层贫民们，除了偷与抢，在罗马这个贫富分化严重的大城市里，又能有什么其他选择呢？

《偷自行车的人》原著由意大利画家、作家兼诗人的路易基•巴托里尼（Luigi Bartolini）创作于1946年，电影由意大利导演维托里奥•德•西卡（Vittorio De Sica）1948年搬上银幕。半个多世纪过去后，整个世界又经历了一次全新的电子技术产业革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与奇迹，但与此同时，就业状况并未得到质的改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戈尔德曼国家政策学院的经济学家罗伯特•莱克（Robert Reich）在新书《余震》（Aftershock）中指出，造成经济增长泡沫、高失业及经济恢复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及两极分化的日益加剧。莱克教授将新世纪美国最高收入人群所占社会财富的份额与历史情况作比，发现只有1928年及2007年中，1%的社会最高收入人群占据了超过23%的社会财富，而这两个极值年，刚好分别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前一年。莱克教授认为，只要社会财富继续集中，贫富分化的不公现象得不到根本性、制度性的改善，美国的复兴之望便遥遥无期。从这个角度来看，1948年的《偷自行车的人》在现实意义上绝不遥远，它为所有的失业与贫困塑造出了最生动的具体形象，它永远提醒着我们，国家与政府必须致力于社会的公正与制度的公平，必须致力于财富的合理与公平分配，而不是相反。

电影最揪心的一幕是结束前五十秒钟，里奇与小布鲁诺随着人潮被推搡着无目的地前进。德•西卡对这一幕的布光把握实在令人惊叹，小巷口的夕阳先是很快地掠过里奇的右脸，在明暗交织的那一瞬间，里奇还在竭尽全力努力维系着他的镇定。镜头切换，是满脸泪汗的小布鲁诺瞪大双眼，抬起头来看着身边高大的爸爸。下一秒钟，阳光消失了，里奇低下头看走在身边紧握他手的儿子，所有的委屈、艰辛、绝望、愧疚、无奈、悔恨全纠集到一起，瞬间冲上眉头。就在那一霎那，里奇哭了，这个高大、强壮、奔波了一整天的男人终于在自己六岁的小儿子面前哭了。镜头再次移到小布鲁诺身上，他不停地抬头看爸爸，与此同时，里奇粗糙的大手紧紧攥着布鲁诺的小手，紧紧地，父子俩什么都没说，只是向前走，向前走，漫无目标。

什么是失业的滋味？这就是失业的滋味，是被生活推搡、挤压，在彻骨的黑暗中毫无目的地滚、爬；是踩着耻辱、压力与彷徨的尖刀依然必须扛起家庭与责任的决绝；是遭遇不断的创伤、打击、否定与绝望后石块一样的沉默；是里奇脸上终于没能忍住的眼泪与小布鲁诺眼里不见未来的恐惧。

在这样的时刻，面对这样的现实，你还能做什么？除了放声痛哭之外，你又能做些什么？

 故事开始于失业工人等待就业机会的场面。在正午的阳光下拍摄，高反差画面使得战后重建的白色建筑显得格外耀眼，明显具有一种疏离和异物的感受这已经不再是人们所熟悉的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了，不再是可以用建筑、绘画和雕塑来表现它的文化精神的意大利了，小小的摄影机镜头就像一只惊愕的眼睛，不停捕捉着这令人惊奇和惶惑的新生时代。
  一群失业工人中，只有安东获得了一份贴海报的工作，但他却不在人群中，相反，因为失望和疲惫，他挤出人群去休息。在人们寻找他、他挤进人群的过程中，镜头跟踪拍摄了失业工人们那一张张失望、艳羡和疲惫的面孔。在类型电影中，主要人物往往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为了满足对大明星的期待感；但在本片中非职业演员安东的出场并不是为了满足群众的期待，而是以他为线索，交代出更多的主角——庞大的失业工人群体。因为安东对“有没有自行车”这个问题的片刻犹豫，人群中立刻出现了竞争者。这种场面调度方式在《辛德勒的名单》等影片中也大量存在，但其目的已经简化为交代精心布置的环境、丰富信息量、强化视觉奇观，而不再是以纯粹的“纪实”和为现实世界留下毕肖摹本为目的了。
  安东一家当了床单赎出了自行车。当铺伙计将床单上架的场面调度是极其震撼的如果说战后某些行业迅速发展起来的话，当铺一定首当其冲：高高的货架足有几层楼高，为了将安东家的小包裹上架，伙计不得不攀登巨大的阶梯；在规模惊人的自行车货架中，安东一家人的希望终于落地了——一辆小巧轻便的自行车。这个镜头的场面调度与开场镜头如出一辙，只不过，前者表现的是人的状态，而后者再现了战后的物质生活。
  安东第一天上班，人和自行车都成为展现环境的向导；这还不够，导演特意安排安东兴奋地妻子跳起来窥视安东新工作单位，摄影机的本质特征是通过主要人物的视点获得了强化。安东的妻子上楼去感谢算命女人，安东站在楼下等候。这个小小的插曲就像在一个小小舞台上上演的一出戏剧，人来人往，经过精心挑选的几个闲人和儿童的形象丰富了影片整体人物群像。“闲人”群像的设置有助于揭示社会时代特征，如提到我国的民国初年，“闲人”一定是些提笼架鸟，没有生气的没落贵族；提到美国30年代，“闲人”一定是些戴鸭舌帽、贩私酒的流氓阿飞。本片设置的“闲人”形象既带有一些沉重的茫然，又带有战后经济复苏时期的某种生气。
  后面一场戏中，安东骑车送年幼的儿子去上班，一辆在他们身后停下的、挤得满满的、连车外都悬着人的公交车，下车的人们顺手踢开小乞丐的动作，又给观众展现出一群为生活而奔波的忙碌忧郁、丧失了同情和耐心的人们。这一细节又为自行车丢失以后，父子两人不得不挤公交车回家的无奈心情做了铺垫，使这部以纪实手法拍摄的影片得以拥有完整而富于感染力的剧情结构。
  如果说自行车丢失以前影片展现的是社会生活的“面”，那么，在寻找自行车的过程中，安东父子带领观众进入了意大利战后社会生活的底层。安东找朋友帮助，在一个建筑中，工会在召开以空谈为主的会议；无精打采的人们在排练一些无精打采的戏剧；开车的朋友们帮助安东在自行车市场中大海捞针；狡猾的小偷和唯利是图的商贩控制着黑市交易；突如其来的一场雨将失窃者、小偷和窝主聚集在共同的屋檐下；在追贼的过程中，安东第一次对儿子发脾气‘小布鲁诺连小便都来不及，跟随着父亲在空荡荡的广场上追寻着贼的踪迹。拥挤的战后简陋建筑使人们感到窒息和压抑；而在历史悠久、本应充满人文气息的广场上，小布鲁诺和父亲的身影显得如此渺小和孤独——环境，无论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对于挣扎求生的人来说，都已经丧失了美感，构成沉重的压力。
  宗教本应给人信心，但恰恰是在教堂中，安东丢失了小偷的踪迹。宗教不再是人世的救赎，在失望的安东眼里，教堂与妓院一样，都是小偷的避难所，是罪恶的渊薮之一。
  一个落水人终于使专注于寻找自行车的安东记起了年幼的儿子的存在，感到自己粗暴的态度已经伤了儿子的心；下面一场戏中，安东咬紧牙关，请儿子吃了一顿丰富的午餐，使紧张而富有悬念的剧情结构增加了温馨的氛围，当然，影片编导也没忘了将饭店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加以表现，与教堂、妓院中的人物群像形成对比。“落水人”在“剧作法”中被称为“熏咸鱼”，是幌子和错误信息的意思因为熏咸鱼味道太强烈，所以容易吸引人的注意，产生误解。安东就以为落水的是被自己所忽略的儿子，当他看到在他心目中几乎是“失而复得”的儿子时，整部影片的情感节奏达到一个高潮，不但使剧情情节波澜起伏，也为结尾安东从儿子那里得到安慰设下伏笔。
  在影片的后半部分，不信命、阻止妻子感谢算命女人的安东，终于也来向算命女人求助了。他找到小偷的家，找乐警察，然而，这是一个更为贫穷和野蛮的地区在这里，他不再是受害者，而是一个入侵者；一群更穷的人对他步步紧逼的经典画面终于出现了，这是本片的标志性画面，它从视觉和社会学的角度，揭示出一个丢自行车的人如何变成了一个偷自行车的人，他是被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步步紧逼，终于走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安东寻找自行车的努力失败了。然而，作为一条带领观众贯穿于现实生活的线索，他的使命已经完成；剩下的，是使影片的情感和剧作达到高潮，他试图偷车，但没有偷他的车的人幸运，他在儿子的面前被人们辱骂、殴打。在同一天中，他既被偷他的贼羞辱，也遭到被他偷的人们的羞辱，他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儿子捡起他的帽子的动作几乎是对他唯一的救赎。人们被儿子的泪水和捡帽子的动作所体现的最后一点尊严感动。丢自行车的人——找自行车的人——偷自行车的人，和他的儿子默默走在人海中，眼前是一辆又一辆的自行车，犹如无数的念头在父子二人的心中和眼前闪过。紧握的双手是人世间最后一点可以依靠的力量。

                摘自《经典名片读解教程》

医科图书馆能找到的电影史不多，都是很老很老的。在介绍到意大利电影时，那些深受无产阶级电影理论熏陶的电影史家在泛黄的破书页上醒目地举出一大批意大利老片，并将意大利电影传统归结为这样一些关键字：底层，小人物，温情/真情，平凡/悲惨的生活。这其中有一个例证就是《偷自行车的人》。长久以来我接触更多的意大利导演统统是费里尼、贝托鲁奇、安东尼奥尼和帕索里尼，然而他们代表的却并不是这样一个传说中的平实的、情感化的传统。于是趁着国庆回家前的空隙，我紧赶慢赶地把这部黑白老片看掉了。
 
　　应该说我内心很难掩饰自己对这部片子的喜爱，但这回嘴巴却说不太出来。因为涉及到“情真意切”这种多层次多元素叠加起来的电影效果，分析性的词句便完全了没有用武之地。原本这类表现底层生活的片子最怕的就是滥情，最怕的是毫不收敛的哭哭啼啼，以及过度的悲惨（像《活着》那样失之于过分的惨烈），只要片子从头到尾出现这么哪怕一次表现情绪上的过火，我可能都会看不下去。很欣慰的是，完全没有如此，情绪控制得很好。角色是在电影中踏踏实实地“生活”，而不是随时随地因了舞台的放大作用，把自己的感情从毛孔里不加克制地喷射出来。影片从人群中开始，在人流中结束，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基本立意：从芸芸大众里随手捞出一个蚂蚁一般毫不起眼的个体，用眼睛跟随他度过了戏剧性的几天，然后再重新把他掷还进人群里。而这个戏剧性的全部起源和中心，就是一辆自行车，但在自行车以外，乃是Antonio背负着的生活的压力，对妻儿的职责。所以真正的戏剧性，是压力、职责与贫穷、挨饿这两大力量在自行车这个决定性力量身上的交汇，这种交汇是可笑的，因为自行车是那么地微不足道，但同时这种交汇是确实的，因此这种交汇是辛酸的。
 
　　比较喜欢的是这样两个段落。其一是Antonio和心爱的儿子在寻找自行车的过程中，突然兴起，来到一家饭馆吃了顿简单的午饭。在这里，有一双投射自装扮考究、奶油气四溢的富家子弟眼中的扭曲的骄傲的光，这神情令人难忘，想必也深深刺到了小Bruno。如果古旧的电影史对意大利电影传统的描述属实，那么如果没有阶级冲突在餐馆中的碰撞，这样的左派电影在效果上将是绝对乏力的。但是我更欣赏的是至少有那么一刹那，连日来被自行车问题折磨得要死的Antonio恢复了底层人民平素的快乐状态，毫不保留地微笑着享受生活，享受味觉。当然，随后他看到钱包，重新陷入到无望的思绪中去了。其二，是结末，Antonio选择了去偷车。这是个戏剧场面，但经过渲染，已经去除了主要的唐突，显得甚为自然。偷车当然没有成功，失主也看在他儿子的面上原谅了此举，但毕竟丢失的自行车并没有找到。Antonio只能与自己的儿子举步维艰地融进人流，在前面等待他的，是失业和挨饿。这是真实的人生，无所谓喜剧结尾，也无所谓悲剧，只是从头到尾透着艰难。我熟悉这样的生活，所以我感到亲切。手法是古旧的，结尾也还是古典的“留白”手段，但整个气氛、情节，甚至音乐，我都不觉得隔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就生活在这种为了一辆车为了一袋米都要全盘修改生活计划的家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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