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梅竹马

2016.04 北影节，资料馆胶片版。

2017.11 重刷CC蓝光版+VHS版，并逐格拉片。

2018.11 资料馆，同一块银幕，蓝光版，应与CC为同一片源，但剪掉部分场景。

一刷之前只看过老杨的《光阴的故事·指望》，2018年重刷时已看过他全部作品。本影评为2017年进行拉片分析的部分内容，有少量修改和增删内容。

此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只有一份画质极差的VHS录像带版本流传较广，片长105分钟，画面两侧疑似被截掉了。2017年5月The Criterion Collection（标准收藏）公司出版了本片的修复版蓝光碟，现有蓝光资源即来自此压制版，片长120分钟。两个版本互相对比，在具体情节上都存在多或者少，以及个别片段出现位置的不一致。本文在具体分析中以CC版为主，在涉及个别情节时会适当参考VHS版。

导演在这部影片中着意于表现经济迅速发展的台北在转型期中新旧事物的交织、冲突和融合。影片中的主要人物和场景分别组成了代表现代文明和传统秩序的两个世界。两个世界互相映照、冲突，表现了一个冷漠、忙碌、压抑的城市空间。

（一）两个世界

1.两组典型人物

影片的男女主角阿隆和阿贞分别是旧新两个世界的典型代表。以他们为中心，两人各自的暧昧对象、好友等分别形成两个人际关系圈，这些人物及其关系各自具有这两个世界的特质。阿隆的好友阿钦是他当年一起参加棒球比赛的队友，住在破旧的老住宅区，阿隆多次对处在困境中的他出手相帮，甚至教训他滥赌的妻子；阿隆现在仍然经常去看望当年的棒球教练赖先生，赖先生还在教小孩打棒球，认为一代不如一代，并且对阿隆当年和阿娟分手十分不解；阿隆主要的工作地点在自己开的布店，布店坐落在一条老街上，四周都是老式建筑，外壁斑驳，有的窗玻璃都掉了。阿贞在一家公司工作，公司在一幢闹市区的办公大楼里，楼下就是车水马龙的大街；阿贞的上司梅小姐十分欣赏她，梅小姐是一个有魄力的女强人，在公司被收购后直接引进外资，在台北成立了美国公司的分公司，并提醒过阿贞注意和小柯的关系；阿贞和同事小柯曾经有一段说不清的感情，小柯是个建筑师，婚姻生活并不十分幸福；阿贞的妹妹阿铃是一个向往日本生活的新新人类，有一些同样行为出格的朋友，阿贞正是在她这里认识了后来的暧昧对象飞车小哥。

2.具有象征意义的活动空间

除去工作环境和去找阿贞外，阿隆经常置身的空间是棒球场旁，阿贞父母陈旧的家，阿钦家和附近小巷，以及和阿娟一起去小时候的地方荡秋千。这些空间都具有浓厚的怀旧意味，阿贞父母和阿钦的家都在旧式住宅区中，室内空间屋顶低矮，光线偏暗，有时甚至看不清人脸。阿钦家中陈设破旧，但仍然将少棒赛冠军奖杯摆在显眼的位置，阿隆每次坐在桌旁与阿钦交谈时，旁边桌上的奖杯与之一起入镜；阿隆时时跑去棒球场边看比赛，这都是当年的冠军所遗留下来的荣光和骄傲。阿钦家附近的小巷也多为低矮的平房，具有“城中村”的效果。阿隆和阿娟去荡秋千，寻找旧日场景，在夜晚条件下没有增加较多光照，场景仍然非常暗。阿隆被阿贞赶出来和结尾送阿贞回来所走的是同一条路灯昏暗的马路，极少有车和人经过，暗示了其困境。

阿贞住的房子是开场和阿隆一起去看的房子，内部光照较为明亮，陈设具有现代气息。墙上挂了1983年Monterey爵士音乐节的海报，玛丽莲梦露的肖像画以及其他西方风格的绘画，摆满墨镜的梳妆台，DVD机和电视等电器；并且包括工作的写字楼在内，建筑的内部结构横平竖直，如几何图形一样结构规整但散发出冰冷气息。工作时间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情，不是工作时间则空空荡荡。阿贞和朋友们在具有西方风情的酒吧里聚会，和飞车小哥的朋友们一起去歌厅唱歌跳舞。阿贞两次在阳台看景色，看到的都是车来车往的马路，夜晚的一次还看到色彩斑斓的巨幅广告牌（与飞车小哥一起看，暗示两人感情可能并不稳定，就像霓虹灯一样虽然看起来光鲜亮丽，但实际上变幻莫测）。

阿隆有一辆红色的汽车，鲜艳的颜色看起来和他的个性并不搭调。车在阿隆每次进入阿贞所属的这个现代世界时起到了一种庇护和堡垒的作用。阿隆开着车去车来车往的办公楼下接阿贞，但是并没有下车，而是招呼阿贞自己穿过马路上车；他出去办事走在马路上也是开着这辆车。而赌博赌输了用车抵债之后，阿隆仿佛失去了庇护，最后也死在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飞车小哥刀下。

阿钦出场时和阿隆一样在车里，而且作为一个出租车司机，每天就是坐在车里穿梭在高楼大厦和马路中，这一定程度上表明阿钦也是一个来自传统世界的游离于现代文明之外的人，也需要通过堡垒的保护进入现代社会。阿铃和她的朋友们的据点是一栋未完工的楼，夹在四周的高楼中，飞车小哥出场即是在这里，他也是一个处于新世界的被外来文化影响的人。

3.五个家庭

值得注意的是，阿隆和阿贞各自作为两个世界的核心人物，某种程度上都走到了自己的原生家庭的对立面。阿隆的姐姐和姐夫已经移民美国并且混得风生水起，母亲也生活在美国，已经融入西方文明；但是阿隆仍然具有深刻的怀旧情结，其行事仍然是传统秩序影响下的作派，多次对阿钦仗义相助，替他教训不懂事的妻子，借钱给阿贞父亲还债，“为了一口气”与飞镖男打架。阿贞的父母仍然生活在老宅中，老宅墙壁泛黄，青石板地面，灯光昏暗，父亲传统观念浓厚，并且嗜酒、滥赌；母亲勤俭但逆来顺受。阿贞和妹妹阿铃都反叛了这个家本来的秩序。并且阿隆对阿贞父亲照顾有加，两人曾经一起去喝酒，阿贞父亲坐在老街边回忆以前的景象，阿贞曾经说阿隆和爸爸越来越像了，在怀旧这一点上两人是相似的。

小柯和阿钦的家庭分别处于新旧两个世界中，但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家庭关系并不稳定。这说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和异化在任何一种文化背景下都会存在。这也是导演一直在表现的。

阿隆和阿贞所组成的家庭由于婚姻等纽带的缺失，更是极不稳定，并且是两种文化和观念的直接交锋，这是影片的主要矛盾所在。

（二）两个世界的直接接触和冲突

1.阿隆和阿贞的五次独处

这是两人所代表的两类人和其后的两个世界、两种观念在狭小的空间内的直接相遇。两人独处的场景基本都是在开头阿贞买的新房子中，这所陈设现代化的房子成为两种文化碰撞的空间。

影片的开场就是阿贞和阿隆一起去看房子的片段。00:00:44阿贞高跟鞋声音先出。00:00:54出现画面：阳台玻璃门和阿隆的背影。玻璃门在画面正中，阿隆站在玻璃门前看向门外，阿贞向其走去，两人一左一右，被中间的门框明显隔开，预示两人日后的隔膜。主体在画面中间，产生呆板压抑的感觉。两人的轮廓被门框框住，两人之间被冰冷的垂直线条包围和分割。之后阿贞在房间中四处走动，镜头展示了阿贞的着装及外表，有墨镜、皮包等时髦物品，穿着职业套装，对话中提到升职，说明这是一个职业女性。在镜头中阿隆被框在门框中做出了一个棒球的击球动作，交代了阿隆与棒球的联系，说明他对棒球的念念不忘。在开场片段中阿贞到处仔细查看，表现出对装修房子的极大兴趣，阿隆只是不置可否，百无聊赖地按开关，并且总是想起棒球。两人之间的疏远和分歧已经开始出现。

阿贞在向新上司辞职之后和小柯去吃面，回家之后发现阿隆在家里看棒球比赛录影带。在一个拍摄两人背影的长镜头中，阿贞本来因为和小柯出去而心存愧疚，但阿隆专注于看比赛没认真听，阿贞微怒。再次表现阿隆与棒球的关系。同时阿贞在阿隆面前表现出了无助，她希望得到阿隆的安慰，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家庭。全景，阿贞和阿隆在餐厅。封闭的空间内，屋内陈设包括桌子、椅子，墙上的画框全部都横平竖直、四四方方。阿隆在走动，阿贞坐在椅子上。灯泡高度低，正好照亮阿贞的脸，阿隆的脸在阴影中。阿贞向阿隆抱怨从美国回来以后还没有好好讲过一次话。阿贞提出移民美国的想法，阿隆认为“美国就是美国，就是那个样子”，并讲述了姐夫在美国的事情，在阿隆讲述的过程中，画面中不断出现阿隆和背后墙上陈设一起呈现在镜头中。一幅油画中一艘在沙滩上搁浅的船的特写，然后阿隆的头挡住了，困境的一种隐喻；梦露挂历则作为美国文化的一种映照，在此时此刻这个客厅里，美国是“在场”的。阿贞说刚刚搬进来的时候一个人很害怕，会想起小学时候在家里等阿隆经过，空便当盒叮叮当当的声音都记得很清楚。表现了她一个人在这个现代化的房子里的内心孤独。

阿隆在酒吧和飞镖男打架后和阿贞一起回家，阿隆开门进屋，阿贞脚步缓慢，她感到疲惫和无力。阿隆在洗手间照镜子，脸上青紫明显。阿隆对阿贞说打架只是“为了一口气”，并提出去美国，想把这个房子卖了。阿隆在现实打击面前有了逃避的想法。

阿贞和她的朋友们在客厅大声说笑，阿隆在卧室十分烦躁，看墙上的一幅画，并伸出手比划。阿隆走出去对阿贞说要走，阿贞跟其到门边，问他什么时候再来，言语中流露出不舍。阿隆出门后阿贞走回桌边，正好有人玩游戏玩砸，说是“妻离子散”，暗示两人分离的悲剧。随后阿贞埋怨阿隆不该借钱给父亲，说这样怎么移民。镜头上下晃动，跟随阿贞来回移动，表现内心剧烈起伏。阿隆劝说，“最多我们不去”，移民在阿隆这里并不十分重要，对于阿贞则不然。

阿贞通过录影带发现阿隆去东京的事情，阿隆刚刚与阿娟见过面。电梯开门，阿隆神情恍惚，发呆，稍后走出电梯。阿隆进门，阿贞坐在墙边，阿隆站在对面，阿隆仍被框在玻璃门的轮廓中。阿贞站起，靠在墙边，阿隆走近阿贞，问什么事情，墙上的挂历也入镜，图画已经变化，提示时间变化。阿贞愤怒地转过身打了阿隆一耳光，并质问为什么要骗她在东京找阿娟的事情。阿隆出走，阿贞进屋关门，阿隆的包和录影带被扔出。阿娟作为一个导火线，阿贞和阿隆的冲突彻底明朗化，后面阿贞在孤独和无助中与飞车小哥产生感情。

阿贞不想见飞车小哥，阿隆送她回家，黑暗的屋内玻璃门透出亮光，阿贞开门进屋，稍后阿隆进屋，阿贞去关门。阿隆开灯，站在门边的阿贞关灯。阿贞在黑暗中走近阿隆，说自己很后悔，那天太冲动了。两人在黑暗中的近景，阿贞表达结婚想法。阿隆说结婚不是万灵丹，美国也不是万灵丹，跟结婚一样，只是短暂的希望，让你以为一切可以重新开始的一种幻觉。我姐夫跟别人没有两样，只怪我自己没有实力被吃定了。整个过程玻璃门透出的外面的光是唯一光源，阿隆的身影映在玻璃门上，阿贞处于前景，形成对阿隆的挤压，阿隆面对着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压力。阿隆走到门边开灯，开门。阿贞请求阿隆留下来，阿隆拒绝的过程中阿贞低头抬头又低头，表现其内心的挣扎。

在两人的五次主要的独处段落中，随着各种外部因素的变化，两人的关系从表面上的和谐，到出现疏远、分歧，冲突逐渐加剧，最后分离。

2.两人与对方朋友的两次聚会

在影片中，两人分别与对方的朋友有一次见面，是两人对对方圈子的一种尝试融入，但结果不尽如人意。

阿贞辞职之后之后在酒吧见到阿隆和朋友，阿隆上台唱歌，阿贞看他唱歌，低头沉思。本来戴着眼镜的阿贞摘掉眼镜，台上阿隆的身影一片模糊。阿贞是否感到阿隆很陌生，看不清他的心了？（此片段为VHS版独有，全程为闽南语对白且无字幕，语言能力有限，只能作此推测。）并且从此之后阿贞在与阿隆的独处段落中都未戴眼镜，直到最后一段万灵丹段落才重新戴上。

阿贞和几个打扮时髦朋友在酒吧聚会。阿隆入席，略显拘谨，别人交换名片时阿隆说自己没名片。有人问他要不要喝什么，阿隆指桌上啤酒。有人问阿隆做什么，阿隆说做布，别人说就是纺织，阿隆再次强调是做布。有人讲了一个关于中国人和外国人姓的长短的谜语，并说英文都不懂还泡吧。阿隆和阿贞脸部近景，阿贞笑得很灿烂，阿隆面无表情点烟。阿隆和飞镖男玩飞镖时遭到嘲讽，“你不是打少棒的吗”。阿隆愤怒与之扭打。阿隆的旧式思维与阿贞的生活圈子的格格不入，没有名片，别人说“纺织”是仍自称是做布的。两人的隔阂和分离在所难免。

3.阿隆与飞车小哥的冲突

这是全片最惨烈的一次冲突，两种观念的激烈碰撞。阿隆开始并未将飞车小哥放在心上，只将其视为小孩子，让他快回去睡觉。阿隆受伤之后在黑暗的马路，叫不到出租车，只能自己向前走。路边有一堆垃圾，里面有一台老式电视机，阿隆在旁边坐下。隐约有电视声传来，阿隆扭头看电视机。电视机特写，屏幕上什么都没有，声音应该是棒球比赛的解说。叠化出1969年少棒队夺冠之后回台的游行。比赛的录像，解说声逐渐清晰。解说说夺得了冠军。坐在路边的阿隆发出自嘲般的笑声。拿出烟开始抽。镜头逐渐推近，阿隆一边抽烟一边笑。镜头转向黑暗的夜空，一缕烟飘上来，又逐渐散去。烟消云散，预示着阿隆生命的终结，在他眼里不值得一提的小孩子毁灭了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阿隆想到的仍然是当年少棒冠军的光荣经历。不停地怀念当年，是阿隆在现实的困境中借以获得安慰和骄傲的唯一途径。但承载着这些的电视机出现在垃圾堆里，是一种无形中的讽刺。

（三）典型意象的复现

1.门框/窗框

门框和窗框以其标准的几何构图把人的形象圈在其中。在影片中，阿隆和阿贞都不止一次被圈在框中。影片的中英文片名以竖排形式出现在了开场曾经框过两人的门框中。仅在开场段落中两人就分别两次出现在门框构图中。装电话的工人和阿贞交谈时，镜头中出现了两人投在白墙上的影子，而代表着虚幻的影子仍然被框在门框之中。阿隆与阿贞独处时曾经出现过两人一起被框在门框里的情况，两人都面临着困境却无法自拔。影片结尾时阿贞投在窗玻璃上的影子处于窗框之中，尽管梅小姐看似带来了转机，但导演告诉我们在车水马龙、高楼大厦之中困境是不可能被摆脱的。门框代表着在这座城市中的人身处的困境，无处不在，谁都可能进入，无法脱出。

2.墨镜

全片多次出现阿贞和梅小姐戴墨镜的形象。阿贞家里的梳妆台摆满了墨镜，阿贞出现在办公大楼周围时多以戴墨镜形象出现。去找妹妹、给母亲取钱时都戴着墨镜。在结尾中阿贞戴上墨镜看着窗外的一切。墨镜是阿贞和梅小姐这样的职业女性常用的装扮，某种意义上是现代文明的象征；同时墨镜遮蔽了眼睛，阿贞在出门或面对陌生人时通常都会戴墨镜，通过遮蔽眼睛遮掩内心活动，侧面展示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隔阂和疏远。

3.抽烟

阿隆在片中多次点烟、抽烟。有无聊时抽，和阿贞独处时感到无奈时抽，去阿贞聚会感到拘谨时抽，阿娟离开时怅然地抽，被阿贞赶出门时抽。最后受伤坐在路边回忆过去时也在抽，一缕飘散的烟表示阿隆生命的终结，烟某种意义上成为阿隆的化身。之前阿隆离去，阿贞挽留不成时，阿贞也在家里抽起了烟，也许是在表达一种想念。

另外，片中多处不引人注意的细节更是体现了杨德昌所特有的精细：阿贞家墙上的挂历多次入镜，其画面的不同揭示了时间的流逝；阿贞的母亲在阿贞特意留给她出租车钱的情况下还是坐了公交车，老人的节俭可见一斑。阿贞和阿铃、飞车小哥等人在路上飞驰的时候路两旁的庆祝CKS寿辰的标语和牌坊纷纷入镜（资料馆放映所删掉的就是这些场景），而阿贞家里挂历上所显示的时间与此是相符的。

《青梅竹马》是杨德昌作为导演所创作的第二部长片作品，上承《光阴的故事·指望》的成长烦恼、《海滩的一天》多线叙事和精密结构，开启了之后两部广受赞誉的作品：题材类似的《恐怖分子》，以及4小时巨片《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再到90年代略带愤怒的讽刺和《一一》的集大成。杨德昌在其作品中不断重复着对台北过去、现在的各个侧面以及人在其中的生存状态的展现和剖析；散发着冷气的镜头远远观望着一切，繁杂的人物形象被统一于精细的影片架构中。在具有承上启下意味的《青梅竹马》中，导演的个人风格逐渐形成，具有一贯性的主题开始明确，冷静和克制的影像传达着他对新旧交织下的台北都市的理性思考。影片的整体风格基本体现了导演的个人特点，大量的固定机位和中远景镜头提供了一种远远旁观的客观视角。较少采用配乐，除个别段落外影片中的音响基本都是场景音。

人物形象和场景、情节设置的精妙的对应关系把杨德昌的理工男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杨德昌对作品结构的严密安排在这部影片中已可见端倪。在并不长的影片中讲述了五个家庭的变化和困境，且完美地统一于对两个对立的世界的描绘中。影片出场人物并不算少，在有限的片长内合理安排了情节，主要人物的形象都比较鲜明、具有标识度。只有几场戏的阿娟、梅小姐等的个性都非常突出。

1985年，台湾新电影在横空出世之后进入平稳期，或者说低潮期。《青梅竹马》则是新电影最主要两派的唯一一次大规模合作。彼时的情景已不再，蔡琴的那句话也道出很多人所想说的：“杨德昌，你怎么可以就这样走了呢？”

第一段出自13：44

阿贞父亲：阿隆，你从美国回来了？美国好不好玩？

阿隆：不错啦。

阿贞父亲：你妈妈身体好不好？

阿隆：不错，和以前差不多。

阿贞父亲：来，进来和我们一起吃饭。

第二段出自14：45

阿贞父亲：你妈什么时候回来玩啊？

阿隆：不知道，她身体不是很好。又怕坐飞机，美国的天气比较适合她住。

阿贞父亲：她去住你姐夫那里？

阿隆：嗯。

我感兴趣的是这两句台词：

（1）不错，和以前差不多。

（2）不知道，她身体不是很好。

敏感的读者要是把（1）-（2）跟它们的真值条件联系起来，就可能感觉到不适。“这里有一个inconsistency！”我听到她们这么喊着。解释起来不难。譬如，我可以想到以下理由：

（a）（1）的语境和（2）的语境已经不同了。前者是寒暄，后者是探求。

我不打算采取（a）。因为（a）无法解释为什么会话要在这里改变语境的问题。也就是说，它解释不了电影剧本为什么要给阿隆安排这么一段对话。事实上，从阿贞父亲进房门的瞬间就可以切到他们的餐桌戏。整个《青梅竹马》遍布这种省略操作。

我有理由赋予这一现象一些特别的理由。认可（1）与（2）有冲突比不认可这点能更好地暗示阿隆的复杂面向。这无疑是杨德昌电影里最迷人的地方之一。有这样一种传统的调子，它认为，阿隆沉溺在某种怀旧的情绪里。他还念念不忘少棒时期的荣誉、把自己介绍为“做布的”而非“纺织”，不惜跟人动手以便捍卫过去，诸如此类。这个人物陷在乡愁式的情绪里。围绕他的一切刻画都在迎合这点。除了这两段对话。

在法庭上，如果证人证言前后不一，这通常是判定证人不诚实的一个理由。杨德昌之后的剧本，特别是《独立时代》，热衷于去呈现法庭式的对白交锋。人物在吵架，可实际上这架吵得很假。没有人理性成这样，把道理想得如此清楚，却还愿意吵架。他们原则上是自说自话，不过，对象显然是观众。如果我们把这套东西前置进《青梅竹马》时期的创作，每个小桥段可以被视作一个小前提、指令步骤，串联起来，到最后任务达成：结婚不是万灵丹、美国也不是。Q.E.D.

这两段对话可以帮我们打破关于这部电影的成见。虽然影片中阿隆为了帮阿贞父亲，把自己和阿贞移民的钱款都填了上去，给儿时的棒球玩伴现如今穷困潦倒的计程车运将塞钱，显得无比念旧情，可这是错觉。

我们不该把（1）和（2）看作语境的转变的后果，而要当成是阿隆这个人物迈向完全透明化的一个细节。就是会有这样一种人，她们每时每刻照语境办事说话，不是因为他们睁眼瞧见了语境信息，而是因为根本不在乎语境的变化。他在无视规范的情况下顺从规范。从不违规，从不僭越。无可救药的得体。想想看，一辈子顺从规范的人当然在死后会夺取那个属性，成为规范的遵守者。阿隆在台北浪费生命。台北赠予其无名的死亡。这个角色就好比是身处黑暗的观众，在看不见的地方享受她们的秘密，这是一种绝对的不可见性，是声音、音乐、音响、语音。我们就此跟阿隆的透明性达成了某种共谋。角色剥夺了我们的秘密，开始说话。在这种意义上，最后一幕让人无比感动：阿贞戴上墨镜，嘴唇不动，声音传入我们耳朵，观众开始变得透明，沦为一个阿隆式的角色。

杨德昌导演曾谈到，《青梅竹马》（Taipei Story）“就是台北的故事，就是台北新和旧的汰换；因为一九八四年时台湾经济很惨，当时的情况让我反省到纺织业，还有东区的发展，然后变成两个人物，阿隆和阿贞，再从平面开始做垂直的发展，结构就出来了，结构出来就会有人物，就会有关系，然后台湾的过去、日本经验等等再加进来，还有阿娟和两个主角的三角关系，整个故事变得人格化”。

台北的新旧汰换，指的是西区的衰落与东区的兴起。80年代前，台北的中心在西区（艋舺&城内&大稻埕）。80年代台湾市场对外开放，台北变成跨国公司进军本土市场的管理中枢，拥挤的西区已经无法适应这一发展，信义计划因此被提出，中心东移。此后，写字楼，百货商场，酒吧，夜店在东区遍地开花；与此同时，西区历史建筑的废存引发了社会的激烈讨论。其中位于大稻埕地区的迪化街就是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改建老屋拓宽马路，还是保留狭窄的街道，各方争论不休。杨导将这种新旧的矛盾，变成阿贞和阿隆的故事。阿贞和阿隆是成长于迪化街的青梅竹马，两家父母都在那里经营小本买卖。长大后，阿贞成为东区白领，代表着“新”，阿隆接替父母的生意，在迪化街开布行，代表着“旧”。其中更复杂、更完整的人物关系可参考黄建业老师梳理的人物结构表：

杨导将整个电影故事搭建在台北空间之上，利用人物活动的空间去呈现老中青三代人之间的戏剧冲突与新旧力量的矛盾，突出经济社会环境所造就的必然悲剧：情感的疏离（如下表所示）。具体而言，阿贞的东区公寓与阿贞父母家西区老宅的对比呈现了阿贞与父母的冲突；阿贞的社交场所（pub）与阿隆的娱乐场所（卡拉ok房）隐喻着这对青梅竹马注定分手的结局；还有一个相当有意思的空间——阿贞妹妹和朋友们所处的废弃空屋，代表的是更开放的一股潮流。

阿贞在东区的公寓代表着东区新兴的力量，与阿贞父母所住的西区老宅形成鲜明比较。她的公寓（如下图所示）整体风格简约大方，雅致通透。墙上挂着各式西洋风景画、速写图、人物肖像画；家中摆着电视机、录像机、音响；为显生机，地上还放着室内盆栽。这样的空间设计透着中产阶级的雅痞品味，代表的是西式的、现代的审美，同时也是居住者，也就是阿贞的社会地位以及灵魂的象征。她是某建筑公司负责人梅小姐的特别助理，颇受重用，靠着自己的努力离开了没落西区原生家庭，搬进东区高档公寓，实现了经济独立。她能够迅速适应社会节奏，接受新兴事物，紧跟潮流的步伐，认可现代、西式的价值观念。

位于大稻埕迪化街的阿贞父母老宅则散发着陈腐的气息。整座建筑物采光不佳，暗暗沉沉的。家具都是旧式的木制品，色泽既旧又土。导演特地给了高悬在墙上的照片一个特写（如下图所示），照片上是一位老妇人的半身照，眼神带着几分诡异的味道。她有如一个鬼魅，笼罩着整个屋子。镜头还多次拍到这间屋子中半死不活的老奶奶，即使（外）孙女对着她讲话，她也只是目光呆滞，面无表情，有如一个活死人。这间屋子，折射出阿贞父母（上一辈）的保守、顽固。

居住空间直观地呈现了阿贞和上一代人无法调和的品味。此外，导演还利用休闲娱乐场所的差异去讲述新旧的矛盾，从而暗示阿贞与阿隆必然分手的结局。阿隆常常与朋友聚在一间叫“银座”的卡拉OK房（如下图所示），这个空间处处显示出日本的痕迹：跟居酒屋一样，客人可以隔着吧台与服务员或者老板面对面坐着享用餐点饮料、互动聊天。阿隆十分恋旧，常与朋友们到这里聚会，唱日本歌或者台语歌。卡拉OK房就是他的精神乌托邦，在这里，他可以逃避生意和情感困境，躲开现代化、都市化和工业化的压力，与朋友玩纸牌、听歌、聊天，缅怀自己曾经的峥嵘岁月。

阿贞这个摩登女郎喜欢的社交场所与恋人阿隆完全不同，她和朋友喜欢去东区高档pub聚会。这个pub充斥着西方文化象征符码，是台北这个东方都会中刻意建构起来的“仿西方”现代空间（如下图所示）。镜头下，最新款的留声机播放着西洋摇滚音乐，旁边还摆着英文黑胶唱片，给整个空间营造出美式青春反叛的气氛；墙上的告示牌上用英文写着各式鸡尾酒的名字，贴着各个国家的钞票，显示着pub的国际化定位；墙上还挂着的供人娱乐的飞镖，一项起源于西方的运动。就连阿贞朋友讲出来的谜语（色情笑话），也是中西合璧的，“中国人有一个，短一点；麦克·杰克逊也有一个，长一点；教皇也有一个，但是没用过”。若非有基本的英文功底就很难猜得到谜底竟然是“姓”（last name）。

阿隆这种秉持着旧价值观的保守派，在这样一个“仿西方”的现代空间中显得格格不入。导演加入一场关于职业的争执对话来呈现阿隆身处其中的尴尬。

阿贞朋友：阿隆，你在哪高就？

阿 隆：我做布的。

阿贞朋友：纺织？

阿 隆：哦，不不不，做布的。

阿贞朋友：就是纺织嘛。

阿 隆：做布的，做布的。在迪化街卖布，开布店。

阿贞朋友：哦，卖布的。

阿 隆：对。

在阿隆的认知中，他的职业就是传统的小买卖，卖的是手工作坊染成的布匹，由于接触的买家数量有限，不需要用到名片。而阿贞的朋友们平时都跟国际企业打交道，他们以国际化、现代化、工业化的思维去理解阿隆的生意，以为那是具有一定工业规模，机器批量生产的纺织业，两伙人于是起了争执。这一场争执非常微妙地展示了阿隆与阿贞（及朋友们）的认知差异。

电影中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空间——阿贞妹妹和朋友们经常混迹的顶楼废弃空屋。空屋入口处写着“空屋危险，请勿进入”，可见此处是都市化过程中建造的质量不合格的大楼。空屋里面空荡荡的，墙上喷着恶作剧的涂鸦。站在顶楼，俯视“可以看见所有人，可是所有人都看不到你”，抬头可见“富士相纸”，“NEC日本电器”等大型跨国公司的巨型广告牌。可以说，这个所在就是阿贞妹妹这一辈年轻人的精神空间。他们不认同父母辈的价值理念，但是又没有像阿贞那样的经济能力，所以只能待在一个都市化过程中被贴上“次品”标签的场所，来抵抗师长辈的说教，逃避现实的压力，展示他们的姿态。这个废弃空屋基本上是一个价值真空地带了，既不受传统旧价值观的约束，又不受商业社会新价值秩序的管制，唯一的原则就是快乐至上。它是一个无秩序的所在，代表着另一批年轻人的选择。

故事的结尾，阿隆倒在了血泊之中，隐喻着旧文化的消亡。果然，杨导是悲观的。在他的电影中，感情会破裂，婚姻会失败，没有什么是万灵丹。事实上，经过多年的争论，迪化街最终被保存了下来，变成现在的”年货街”，不知道这是不是杨导最期待的结局。

参考资料：

黄建业：《人文电影的追寻》，台北：远流出版社，1990年8月。

黄建业：《杨德昌电影研究》，台北：远流出版社，1995年1月。

几个片段：一，女儿：“阿隆和爸爸越来越像了。” 妈妈一边洗菜：“菜越来越贵了。” 二，男主的朋友和他扔球玩，当朋友向男主问到“阿贞在哪里”时，恰好失手，球打碎了玻璃。三，父亲把勺子弄掉到地上，女儿看到后没有捡起来，父亲看了眼地上，伸手拿过女儿的勺子用，女儿只得捡起地上的那个，放到桌子上把玩，也不用。四，侯孝贤独自无聊地待在女友卧室，墙上有一幅画，一双手搂着后仰的纤腰，侯孝贤模仿那双手的姿势贴上去。五，镜头给到女主躺在地板上做瑜伽，然后睡着。接着给到室外，远处的高楼，有马路上汽车的轰鸣。再给到室内，女主从地板上做起来，发呆。孤独在这几个片段的交替里溢出。六，两人站在女主家黑暗的客厅里，男主过了一会儿伸手打开灯，不过一秒钟，女主又关上了。七，阿贞和妹妹的朋友们去歌舞厅，小青年们在舞池扭来扭去，阿贞和她的那个小青年在边上靠墙呆着，对着笑笑，突然停电。电来之后，大家再次白痴一样沸腾起来，墙边的小青年转头看阿贞，阿贞蹲着，伏在胳膊上在哭。八，尾声时，通过高楼的玻璃看到外面扭曲了的马路上驶过的一辆辆扭曲的汽车。 女主的妹妹站在楼顶俯视下面的车流，说，“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所有人，所有人都看不到你。”其实这也是我喜欢的电影会带给我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