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2019)

《悲惨世界》如果没有那个让人震惊的结尾——警察在一群孩童的暴力围攻下束手无策——充其量，只是一部普通的电影，它回到暴力的话题，并将之归于环境。

正是有这个意料之外的收尾，《悲惨世界》变成一部杰作。它揭示了暴力的根源来自童年：暴力是养成和习得的，而非一时冲动；同时指出孩童在犯罪上的“优势”。

社会以法律的形式保护了孩童，即便他们犯下罪行——法律明文规定未成年人的犯罪不认为是犯罪，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于是，一种“例外状态”被人为开辟出来。

在《悲惨世界》的结尾，警察面对孩童们的暴力袭击，无力还击（也不能还击）。不对未成年人行使暴力，这不仅是伦理上的约定，也是被法律明文严格限制的。

相反，倘使对方是成年人，警察不仅可以用暴力回击“袭警”行为，甚至可以将对方击毙，而不必负法律责任。孩童成了例外，孩童犯罪成为悬置法律的“例外状态”。

《悲惨世界》抛出了这个问题，又没有给予答案。这是电影又一处让人觉得高明的地方，如同一份关于暴力的社会学调查论文。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没人知道答案。

一，关于本片你应该知道

《悲惨世界》打败呼声甚高的《燃烧女子的肖像》，代表法国角逐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这件事本身就是对本片质量的一种肯定。本片由导演拉吉利根据同名短片扩展而成，除了入围奥斯卡，还获得了72届戛纳电影节获得评审团奖等多个奖项。

片名很容易让人想起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但是本片并不是这个著名故事的简单现代版本，只是故事的发生地即法国巴黎北郊圣德尼省正是当年雨果写作的地方，当然本片和名著中都有暴力的元素也是二者之间的一种联系。

电影开篇的巴黎人民狂欢是因为法国队世界杯夺冠。2018年法国队在决赛4比2战胜克罗地亚队，时隔20年重夺大力神杯。

其实《悲惨世界》的故事并不复杂，新调任的警察斯蒂芬加入了当地的“反犯罪特别小队”，同组的还有两位经验丰富的警察，三人为了找回吉普赛帮被偷的小狮子，在追捕嫌疑人的时候，不小心用信号枪将其打伤，而这一切均被无人机录了下来。这使得当地人和警察本来就剑拔弩张的关系更加紧张，最后电影在警察被围攻中戛然而止。

这种老油条带新人的戏码，其实很像丹泽尔华盛顿的《训练日》，不过《训练日》更多的是表现警队内部的腐化，而本片则是在探讨警方和当地民众之间愈演愈烈的不信任关系的缘由。

二，浮生一日到血流成河？

影片前半部分叙事还算舒缓，给人一种菜鸟警察大开眼界加巴黎浮生一日游的即视感，但是影片后半段急转直下，紧张氛围层层加码，直至最后的总爆发。

男主人公斯蒂芬作为一个新人，实际上就代表观众进入这个陌生又犯罪多发的地区。我们一直随着斯蒂芬的视角，逐渐了解这个地区的现状。这里是巴黎北郊一个黑人和吉普赛人聚居的地区，明显犯罪多发，而且从片中镜头可以看出来，多数的孩子和青年只是漫无目的的嬉戏打闹，来自大人的管教几乎没有。

这里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当地的几方势力。

一是“市长”的半黑社会组织，他们提供秩序并收取保护费。二是绿教的宗教势力，他们吸纳年轻人入教，并且反对毒品等犯罪。三是自顾自经营马戏团的吉普赛人。当然最后也是最强大的一股势力是——警察。

当然底层的青少年游离于以上4个势力之外，这也为后面的剧情埋下伏笔。

镜头语言上本片大量使用跟拍的近似白描的写实手法，作为旁观者记录这一切。另一个镜头特点是无人机的运用，无人机不但是引起这个故事的引子，而且无人机的出现还表现了该地区时刻处于监控之下的事实。影片最后在极其闭塞的环境下，摄影机的调度也十分出色，不但表现了现场了混乱，各方人马纷纷登场，手拿燃烧瓶的伊萨向前冲的画面极具冲击力。

《暴力街区》中的贫民区

其实早在2004年就有一部叫做《暴力街区》的法国电影，反应治安奇差，政府几乎不在管理的街区的故事，电影中法国ZF甚至想要用炸弹将其夷为平地。

三，2005年巴黎骚乱

整部电影还是要从2005年的巴黎骚乱说起，因为导演拉吉利当时拍了纪录片《克利希-蒙费尔梅伊的365天》，从而受到启发，《悲惨世界》中的很多角色都是导演在拍纪录片过程中遇到过的。

2005年10月27日，巴黎北郊克利希苏布瓦镇两名非洲裔穆斯林少年为躲避警察追捕，慌不择路，跑入一所变电站，触电丧生。引发该镇数百名青少年走上街头抗议，并与警方发生冲突，随后引发骚乱。28日到31日，骚乱持续扩大，多辆汽车被焚毁，多名警察受伤。

10月31日，时任内政部长的萨科齐发表强硬讲话，进一步刺激骚乱的扩大。后于11月8日法国总统宣布全国近入紧急状态，并在多地实施宵禁。

此次骚乱是法国几十年来最为严重的骚乱，而且是长时间种族等矛盾的总爆发，这就要从法国的历史说起。

历史上法国曾经取得包括北非在内的广大非洲殖民地。后来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法国生育率持续下降，国内劳动力匮乏问题突出，为了解决之一矛盾，法国开放了大量的北非移民来到本土。

这项政策最有视觉冲击力的结果，就是现在法国国家足球队的照片。（看下图）

当然移民增多的结果远不止这些，由于多数来自北非的移民说阿拉伯语，信仰伊斯兰教，与法兰西主体民族差别甚大，造成无法融入法国主流社会。

很多聚居区没有良好的教育和警察系统，失业率居高不下，2019年全法国年轻人失业率高达20%，这还是全国数据，如果只计算非洲裔人口的青年失业率还要更高，这么多年轻人没有没有工作，可想而知各种犯罪必然层出不穷。

四，群体暴力的自我实现

无论是真是的骚乱还是电影中的暴力，其实他们的发生都是在警方和当地青年人一轮又一轮的冲突升级中造就的，当你把对方当作罪犯对待，你得到的也只能是罪犯。

片中的很多黑人男孩期初并没有什么过激举动，但是当找狮子的行动逐渐升级，越是重拳高压出击，得到的反抗也越激烈，直至最后难以收场。

这几乎是一个恶性循环，警方和当地人之间越是互不信任，警方就会越加大力度打击，但是只要有一次执法不当，愤怒就会被瞬间点燃，之后的骚乱也会接踵而至。

而且最后青少年们的暴力行为是向所有秩序开战的。诚然他们不满警察的所作所为，但是对于和警察谈判的黑社会代表——“市长”，也是同样的憎恨，因此将其打倒。当然最后只能是秩序荡然无存，只剩下一片狼藉。而且秩序可以轻易打碎，但是却很难短期建立起来。

也许巴黎现在的局面并没有一个简单的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但是显然老的方法已经不再奏效。应该要采取新的措施了。

在影片开头的2018年，所有的法国人在世界杯的游行中可以团结一致，在同一面旗帜下欢呼雀跃，所以希望还是有的，即使这是全片唯一的团结时刻。

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开幕在即，对于我们这群身陷疫情困境的影迷而言，或许是近期唯一值得期待的影坛盛事了。趁正式颁奖之前，我们不妨再来围观一下今年的入围名单：第92届奥斯卡提名名单，有惊喜有遗憾。战役尚未打响，最佳影片的公关造势已趋于白热化。

相比之下，“最佳国际影片”则似乎早已没什么太大悬念。但尽管《寄生虫》的获奖概率最大，另外四部入围之作也同样不容小觑，包括《痛苦与荣耀》《蜂蜜之地》《基督圣体》，以及我们今天要深聊的《悲惨世界》。

《寄生虫》《痛苦与荣耀》《蜂蜜之地》《基督圣体》

而这还得从去年的戛纳说起。相比往年，第72届戛纳电影节可谓少有的“大年”，昆汀、阿莫多瓦、马力克、奉俊昊、达内兄弟、肯·洛奇等名导新作纷纷亮相电影宫。

众多瞩目中，新晋导演拉·吉利的长片处女作《悲惨世界》竟出乎意料成为一匹黑马，从诸多大师手中夺得一座评审团奖。而在影迷们眼里，这部影片除了能让人感受到如同斯派克·李当年拍《为所应为》时的锐气之外，更宝贵的是导演对暴力这一社会概念的认知，以及其对摄影机的独特理解。

影片《悲惨世界》的故事发生在法国位于巴黎北郊的塞纳-圣德尼省，这里通常被人们称为“93区”或“93省”。因为其本身具有工人社区的属性，再加之大量非法移民的涌入，93省逐渐成为“治安灰色地带”，贩毒、卖淫、抢劫、盗窃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率极高。

93省之于当今的法国，可谓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一方面，93省是大巴黎扩建政策以及法国移民政策的象征，再者从人权的角度出发，法国政府无论如何都不会将其弃置不顾。但另一方面，从数据来看，93省已经连续多年被评为“法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其本身发展前景较差，再加之当地治安管理的高难度，使得管理经费日益增加，这对于饱受极端组织恐怖袭击威胁的法国政府来说，确实是雪上加霜。

在这种“三不管”的境遇之下，93省演变出了一种并不法式的独特街区气质。《悲惨世界》的开场片段无疑诠释了这一点：法国在世界杯夺冠后，不同肤色的人凑到一起，在凯旋门前集体狂欢；表象之下，拉·吉利规整的手持镜头，则在此营造出一种虚幻的幸福之感。

然而，镜头之间一动一静、景别之间一大一小的组接，在表现出渐进、有序的节奏的同时，也使得段落内视觉差异较大的不同空间被这种节奏强行“和谐化”了，这本身就是反和谐的，它与文本上的开场即高潮相呼应，形成极其反常的观感，使得观众愈发不安、焦虑。这种影像上的不安感延伸开来，悄然演变为街区气质的基调，即“暗流涌动的危机感”。

随着三位警察的集结，镜头开始聚焦于他们乘坐的警车。警车在此成为叙事的主舞台，警车内，三位不同身份、不同背景的警察在闲聊与执法过程中展现出个体之间明显的差异，三人在车内看似一片祥和，实际上一下车便漏了馅。

面对移民女学生，克里斯强硬而暴力，瓦达袖手旁观，斯蒂芬则不断劝阻克里斯不要暴力执法，主张和平处理。随着三人矛盾的铺垫，“暗流涌动”的93省街区气质也被赋予到了车内空间以及这组三角关系上；警车由此被融入到街区之中，其外来者的形象也被弱化。

而警车外，大量的常规镜头下，通过警车的路径对街区大环境进行展示。伴随着克里斯的“毒舌”，街区的多方势力轮番登场，与三位警察或是发生冲突、或是展开“合作”，而在这个过程中，街区生态关系的轮廓也渐渐明晰。

群体与群体间的尖锐矛盾潜伏在和平的表象之下，无论是警察、“市长”还是黑人孩子们，都不过只是街区舞台上的配角而已。而“主角”的缺失似乎使得街区形象被蜕去一部分电影的虚幻感，更多地落到生活的真实当中，传达出“暗流涌动的暴力就潜藏着我们的生活周围”，由此观众的不安感被继续放大。

值得一提的是，导演在展现街区时也加入了大量关于文化的注脚：持有无人机的黑人孩子在周末被父亲要求“到外面去，即使什么都不干也好”；克里斯对雨果《悲惨世界》的调侃；穆斯林对街区事务的干涉，等等。这些看似戏谑幽默的片段背后却隐藏着沉重的社会问题，工人阶级对后代教育的忽视、警察治安管理的无力、宗教团体的膨胀，导演将最有力的社会表达融入到最平常的概括中，宛如社会的解剖镜，缓慢有力。

幼狮的失踪则象征街区内“权力的游戏”的开始，从马戏团偷走幼狮的孩子一时间成为权力的漩涡中心。这场意外调动起全片铺垫的所有冲突，警察、帮派、宗教团体对幼狮的争夺，实质是对街区管理话语权的争夺。在不正当的权力斗争中，暴力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只会愈演愈烈。

作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一方面，孩子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正常教育，反而遭受了对心理造成极大创伤的暴力恐吓；另一方面，品尝过昙花一现的权利滋味的孩子，显然对权力也有了依赖性，这些都无疑在孩子心中埋下新的“暴力种子”。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野蛮规则在现代社会也依然适用，人类社会的暴力似乎陷入了一种悲剧性的循环之中。旧的暴力还无法解决，新的暴力便早已应运而生。

既然“暗流涌动的暴力”已愈演愈烈，那么接下来就只剩趋于爆发。在基本交代完主要人物关系之后，导演安排了多场激烈的追逐戏，将观众原本沉默的感官瞬间调动起来。持续跟拍过程中依然保持镜头稳定感，使得画面产生一种新闻纪实效果，同时又大胆运用跳切，稳定之余不忘强化场面的混乱。

暴力的真正爆发则来自于那场孩子和警察的“追逐战”，手持镜头的晃动感在这场戏中达到了峰值，和喧嚣的打斗一起将影片推向第二个高潮。而当瓦达打伤孩子时，与叙事上的高潮相反，视听选择了“沉默”。镜头在三个警察的面部来回游离，通过外部事件，再一次强化三人的差异。

随后，加入大远景无人机航拍、嵌入新叙事线索的同时，极力地制造出一种去情绪化的客观感。这实质上是前半段对街区描绘策略的延续，越是暴力越是冷静，这便寓意着暴力的永无止境：“高潮之后，显然还有更多的暴力正蠢蠢欲动。”

高潮暴力冲突下，导演选择暂时冷静，这使得摄像机的外部角色属性被平稳感大大消解，似乎眼前的暴力并不是摄像机面前的表演。经过长篇幅的铺垫之后，他们已然成为这个街区鲜活存在的个体；而潜藏于日常生活的暴力，被“自然”地戏剧化表现，并为观众所接受。

在影片的后半段，导演将这种循序渐进的暴力表现节奏发挥到底，在看似一天终于结束、趋于一片祥和之后，将冲突再次推至极点，一切又因此沦入万劫不复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拉·吉利的摄像机在电影中时常变换着不同的身份。在前期铺垫街区群像的时候，摄像机像是一个窗口，观众通过这个窗口客观地注视着街区中的一切，影像由此产生了高效的概括效果。

随着主要环境的铺陈结束，摄像机视野变小，关注点由外部大关系转为内部小关系。此时的摄像机则变为显微镜，细致地剖析着几个团体间内部的矛盾，将文本上的注脚高度视觉化，某种程度上也服务着叙事。

而激励事件发生之后，摄像机运动方式产生急剧变化，运动镜头数量增多，小景别使用频率提高。摄像机在导演的掌握下展现出极强的侵略性，街巷、室内、人物身上，无处不存在着摄像机高速运动的痕迹。而第三人称视角的强化使得摄像机在暴力冲突中逐渐演变为一个“在场”角色参与其中，它像是暴力团伙的一份子，有着自己的立场与观点。

但导演拉吉·利显然不满于此，在“在场”角色的确立之外，他又确立了一个“不在场”的角色：“无人机。”无人机凭借其广阔的视野，以及不直接介入冲突的处境，同步概括着街区冲突的所有。如果说摄影机展现的是客观，那么无人机展现的便是客观的客观，即所谓的上帝视角。这种”在场“与”不在场“的对立在同一场戏中营造新的对抗感，将暴力冲突进一步延伸到了影像空间之外，深入到观众的思维当中。

最后的“楼道战”段落则是摄影机身份的大集合：一开始，常规的巡逻下摄影机保持着与前段“平静窗口”的同步，而在诸如满载的推车、水枪、鬼鬼祟祟的人群等暴力元素反复出现后，摄像机又成为了显微镜，回到了车内警察的三角关系中，展现着三人面对不安的不同表现。

而当警察进入楼内时，摄像机又恢复了暴力冲突下的“侵略性”，随着听觉的先行嘈杂，摄像机迅速脱离警察视角，在冲突双方以及各种暴力工具之间来回穿梭。此时此刻，它聚焦于个人并不是为了叙述人物，只是为了捕捉暴力下人物的短暂情绪。而大多时候，摄像机不去聚焦于人，它只专注于燃烧瓶与闪光弹，将冷暴力发挥到极致。

虽然《悲惨世界》在文本上与作家维克多·雨果的小说并无直接关系，但在电影的最后，导演还是选择了落在雨果《悲惨世界》的价值倾向上：“没有邪恶的人，只有邪恶的滋养者。”可惜的是，冰冷的文字在燃烧瓶的无情火光中显得格外无力。

事实上，暴力是永无止境的轮回，一旦开始便注定着你来我往，任何人在任何时刻都能轻易地成为邪恶之人。我们似乎无法用善恶的二元对立来评判这个萧条街区的居民，他们行走着，不知将步入深渊还是理想之乡。

相比于对雨果《悲惨世界》中真善美的美好向往，或许《悲惨世界》的序言要来得更为实在一些，他写道：

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

作者| 黄摸鱼；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看的时候想起多年前的那部《撞车》，当然那一部更讨喜，站在每个人物的角度去看事情，让观众得出“其实在社会里大家都挺难的。”这种比较舒服的结论（时间太久，印象里差不多是这样）。

在《La Haine》里更多的是展示出cité里年轻人的状态，有种暴力无望的反抗。

但时至今日，《悲惨世界》里的年轻人已经不仅仅是对社会对警察的反抗，而且是对他们小社会本身里“阶级”的反抗。这里我没有看到借口：街区的糟糕环境，被社会所抛弃；警察的糟糕工作环境和微薄的薪水等等，这些都不是借口，我不会因为影片里对这些内容有所展现就得出：因为……所以……的结论。导演只是真实的展示出了这些内容，但这些内容甚至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无序和混乱，在这种混乱里，个体“善意”的力量过于微小。年轻人无法再忍受现在的局面，他们要反抗所有的权威，无论这种权威是来自于“外部”/“敌对方”，还是来自“内部”/“我方”（他们（包括我们）甚至都不知道真正的“敌人”是谁），但是他们反抗的唯一手段，也只有暴力。可以想象，就算他们拆解了现有的权威，也无非是自己变成新的“权威”，然后换汤不换药的改朝换代。

暴力反抗是真实有力的，但是是否“有效”就另说，影片里也提到2005年的暴力事件，结果就是毫无改变，而且秋后算账让社区的生活更糟糕。反抗可能可以让我们争取到一些即时利益，但无非就是以更激烈的手段从“上面”多乞到一些食，对于改变底层阶级的命运没有实质性的帮助。我们玩的还是“人家”的游戏。

只有革命才能改变已经固化的社会。而革命是需要一个全新的意识形态的支持的。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胜利，除了外部的天时地利，“人和”也是非常重要的。不管现在是怎么样，在当时，他们是完全跳出“换个人当皇帝”这一框架，代表了“人民翻身做主人，没有压迫也没有剥削”这一全新的理念，而这个理念，就是当时人民的希望。“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这一句话现在变成了讽刺，但是在当时是真实的（当然我完全不是说计划经济更好的意思）。

只要生活有希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奔头”，社会就会相对稳定。当人民看不到希望，尤其是不仅仅针对自己，包括自己后代的时候，社会矛盾阶级矛盾自然会激化。希望我们的国家不会掉入这个泥淖——或者掉进去了能及时把脚抽出来。

提到法国就想到巴黎，提到巴黎就想到铁搭，然后又想到对法国习惯性投降的戏谑和中学历史教科书中那个“革命试验场”的评价。这片土地上飘扬过太多的旗帜，呐喊过太多的口号，追寻过太多的主义，也为前面这些流过太多的血。

观看这部片子时，我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同情，也不是思考，而是恐惧。一是对无解的暴力 无序的动乱的恐惧；二是在熊熊火焰下发现自身易燃属性的恐惧。

影片开头，小伊萨跟随在拥挤的人群中，为法国队的进球和夺冠欢呼，挥舞着法国和一部分法属殖民地的国旗，高歌马赛曲，似乎每一个人都为自己是高卢雄鸡的一份子而感动不已。个把钟头过后，警探三人组开车巡视，向街上的人高喊“法兰西万岁”，路人回答“去你妈的！ 其实这些路人也就是刚才“与有荣焉”高喊万岁的人。没办法，国家荣誉不能当饭吃。对这里的人而言，夺冠是个群体美梦，梦醒了自然也就回到了现实生活——贫穷与混乱的93区。

这样的地方世界各地都有，在这样的地方政府的权威和墙上的漆一样薄弱，甚至不用风吹雨打就会大块的剥落；在这样的地方有着一套外人不为了解，即使了解也难以理解的生存法则；在这样的地方白与黑，黑与黑之间时而合作时而对抗，但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共同维护脆弱的平衡；在这样的地方，有着一群群野蛮生长，痛苦生存的少年。

我一直是持“人性恶”论的，这个恶不是邪恶的恶，是一种动物本能与现行社会规范及价值观不相符产生的“恶”。举个例子：很多小孩子都喜欢虐杀昆虫，有的甚至喜欢虐待小动物，用开水烫，用石头砸，从高空扔下去。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自己会造成的破坏没有认识，一方面是动物本能中支配和杀戮带来的原始愉悦，就像猫捕杀啮齿类和鸟类并不都是为了吃，可能仅仅是觉得“好玩”。当孩子长大成人，得到教化，才会产生生命是平等的这种观念，不再去长时间作出这种行为。当然更多的是因为社会监督下让人产生的羞耻感。所以没有这种羞耻感，成人后仍然热爱这种行为的人被我们叫“变态”。（刑法专家罗老师曾告诉我们：愉悦有两种，一种是让人放弃尊严的，一种是让人得到尊严的。大家应该摒弃前者，追寻后者。我认为很对。）所以当我们遇到熊孩子，遇到那句经典的“他还是个孩子，跟孩子一般见识什么？”的时候，我们应该说“我讨厌这个熊孩子，但我也可怜他有你们这种无能的父母，把毛坯房建成了化粪池。”

孩子是需要被当做孩子的，他们需要教化和引导。但影片中的93区恰恰就是一个不把孩子当做孩子的地方。小伊萨偷了鸡被抓进警局，监护人在一群警察面前暴打他，却没有一个人上来阻止，似乎大家都视为正常。 在这里掌握社会话语权的是欺行霸市的流氓，贩卖毒品的罪犯，“改过自新”的兄弟会以及和他们狼狈为奸的黑警。甚至不用镜头展现我们还能想象出：学校中老师敷衍潦草，家庭中父母忙于工作。 那么孩子们真的不需要教化和引导吗？不，他们需要。身居餐馆的老穆兄弟会领导人萨拉赫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有片中对孩子进行教育的兄弟会成员，他也因此得到了成果——拍摄到警暴视频的小男孩遇到危险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哪怕这个孩子在兄弟会的教育中似乎并不是很耐烦，但第一个想到的能够提供帮助、指引、庇护的仍是他。这些孩子得不到良好的社会、学校、家庭教育，得到的是混杂着宗教思想的“劝善”教育和残酷的丛林教育。’

前文说过，在这里各个势力心照不宣的共同维系着脆弱的平衡，因为他们是成人，他们懂得利益交换，懂得在这平衡下攫取各自的利益。

但是有人是不懂的，因为他们还没来得及学，或者说还没学会。

小伊萨偷了马戏团的狮子，他冒犯了这里的权威之一——吉普赛人。作为众多势力的一方，吉普赛人选择通过传统的 “正常”的对话渠道来“沟通”，他们来到黑人的领袖之一——市长这里讨要狮子，因为有人看到了偷走狮子的是一个黑人孩子。在一番鸡同鸭讲后，警探三人组到来，作为维稳最积极的一方，他们对矛盾双方进行了调解，并达成共识。警探三人组一番调查后前往餐馆寻求萨拉赫的帮助，与他沟通之后新人警探成功获得“我是谁 我在哪 他在说什么 我该怎么说 ”这一成就。最终警察还是找到了小伊萨，并逮捕了他。一直到这里，事情还处于正常可控的范围内，这个小社会还处于传统势力维护下的平衡之中。

直到黑人警探的那根弦断了，他向逃跑的小伊萨开了一枪，而且还被人拍了下来。

他为什么会开枪，或者说为什么开枪的是他呢？当然，忙中出错胡椒水喷到自己，场面混乱过于紧张这些是理由，但和小伊萨在之后的暴乱中所起的作用一样。这些只是最后一根稻草。我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来自于，他出身一个移民家庭（身穿少数民族服饰的母亲），他痛恨压榨底层的恶人（和市长的关系极差），他能够也愿意适当维护底层的利益（和小伊萨母亲沟通后在伊萨家和平搜查），但是他是一名警察，一名普通警察，他能做的太少而要忍受的太多，弱者出身却要去欺压弱者。为了生存的工作给他在生活上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这也是后半他在酒馆中所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压力一直很大。

压力大到最后，自然就会压断一些东西。

这次压断的，是小伊萨。

能量是守恒的。

压力也是。

你上班迟到被上司骂，回家骂妻子饭做得难吃，妻子骂孩子把衣服弄脏，孩子生气踢了一脚家里的狗，狗被踢疼弄翻你刚买的古董花瓶/昂贵手办/贵出shi的相机/刚倒好的冷啤酒。于是你压力更大。

这是个一个很不严谨的小例子。但足够能说明问题。

黑人警探的压力一部分转移到了小伊萨身上，他被打了一枪（橡皮子弹），处于巨大的肉体痛苦和精神恍惚中。

在这恍惚里，他被带到马戏团，被一个当权者送到另一个当权者面前，为自己的冒犯权威的行为付出代价——被送到狮子面前。

他失禁了。

在最为原始 最为野蛮的力量面前，他失禁了。

在这一刻，他忘记了本来就脆弱的学校和家庭教育。此时，他的眼中只有那头择人而噬的狮子，他的身上只有子弹带来的痛苦。他认清了这里其实是片丛林，有爪牙者才能存活。

从狮笼中出来，警察对小伊萨说：你的伤是你自己摔倒的，知道了吗？伊萨默默无言。事后，他没有去找任何人，只是呆坐在垃圾场中，呆坐在楼顶。

被击倒的压力，被恐吓的压力，日常中的压力，巨大的压力在汇聚，最终爆发，并得到响应。

警探三人组被少年们引到了上下堵塞住的楼层中，电梯坏掉，居民关门。前来救场的旧势力（市长和毒贩）被更为野蛮更为无序的暴乱少年们击败，他们不懂维稳，不懂平衡，不懂利益交换，他们遭受到的压力无法以合理合法的方式宣泄。至此，暴力，无序的暴力，也就成了最后的选择。

曾被暴力击倒的人变成了的暴力，被狮子恐吓的少年变成了狮子。他们吞噬了粉猪和雄鸡，吞噬了衰老腐朽的规则和制定这些规则的人。

片尾，手持燃烧瓶的小伊萨与拿着手枪相对真善美的菜鸟警探的对峙，其实就是无序暴力和有序法制的对峙。在这极度紧张的一刻，画面慢慢变黑，光芒渐渐暗淡，伊萨的面孔渐渐模糊，你会突然发现，伊萨其实可以是任何人，可以是任何被压力压垮的一份子。

就像那个被交警拦下后崩溃痛哭的青年。

在众人齐聚餐馆向萨拉赫索要视频存储卡的时候，菜鸟警探向萨拉赫说：暴力有用吗？之前你们使用过暴力，但并没有解决问题。萨拉赫回答：我认可你的良善，把存储卡交给你，但是你要知道，暴力还是会到来。

因为没有人能给狮子设置障碍。

暴力有用吗？或许没用。但在这里，它是无解的 必然的选择。

我想这就是让我恐惧的。

文｜十二辰子

于2019年戛纳电影节期间

首发公众号：深焦Deepfocus（原标题：请把偷来的金棕榈还给我！）

1989年，斯派克·李以《为所应为》入围第42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并在30年后的今天确立了其作为黑人电影，种族问题电影的经典地位。2019年，法国黑人导演拉德·利的新片《悲惨世界》无疑又一次在戛纳电影节为这类电影抢占了一个耀眼的位置。

《悲惨世界》作为导演的长片处女作，改编自其2016年获得凯撒奖提名的同名短片。故事讲述从瑟堡新来的Stéphane与两位富有经验的警察在街区调停帮派之间的纷争，却因为在调停过程中一次意外被无人机记录下来的警方暴力行为而引发更加剧烈的冲突。在有机会制作这部长片处女作之前，拉·德利已经是一位极具经验影像制作者，他多部半纪录半虚构的影片已经引起了评论界关注。

电影《悲惨世界》的故事发生在导演从小长大的巴黎郊区93省圣德尼，这里也是巴黎各种种族混杂，最臭名昭著，治安最差的区域；然而，另一方面，这里有建筑史上标志性的圣德尼大教堂，有在电影研究和精神分析领域都极富盛名的巴黎第八大学，也是在这里，维克多·雨果写下了著名的《悲惨世界》。

移民的身份认同

《悲惨世界》所表达的不是种族融合这种过于空洞和理想化的概念，拉德·利也不像是斯派克·李对自己族群展开了批判，而是再一次利用自己擅长的纪录-虚构手法描述了绝大多数法国人甚至欧洲人都无可避免的移民问题（这在其之前的网络作品《go fast connexion》就已经熟悉的手法。）很多人刚到巴黎都会惊讶于街上的有色人种之多进而认为巴黎不再是巴黎。但是真的要对这部电影的种族话题进行讨论，首先就要尝试区别移民心理与社会心理。

在电影开场的第一幕，所有的法国人都涌上街头庆祝世界杯中“蓝衣军团”的胜利。此刻足球让有色人种短暂的聚在了一起，或者只是简单地找到了一个共同话题。但即使是在庆典时刻，不同社群之间几乎是没有联系的，只有来自相同种族的人汇聚在一起。很难想象由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的社群是如何维持运转的。西方对社会运动进行研究的主流观点来源于文化认同。这个强烈有别于民族国家的概念，是现代性层面的文化构建。当然，认同本身就是主观性的，是自我意识的定位。但这种认同真的被传统的欧洲白人所认可吗，或者说移民对自己的身份怀疑就已经暗示了认同的失败。

所以电影巧妙的越过了黑人白人对立这种已经烂俗又不可调节的矛盾，转而讨论社群之间的冲突。之所以用社群而不是种群是因为片中的群像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划分（这点与《为所应为》中对族群的讨论其实是相悖的。）——反犯罪警察三人组、高中生、 黑社会、小孩、穆斯林兄弟……这种划分使得人与人之间认同与归类的边界被取消了，但同时让矛盾变得更加复杂而难以解决。

也许正是因为电影前半程的相安无事才凸显了潜在矛盾在最后的整体爆发。燃点早已匍匐，只是在等待燃爆它的那根引线。而矛盾激化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身份认同在某些特殊时刻被特殊事件强调了出来。

缺乏反思的真实

2015年描述巴黎郊区少数族裔间种族械斗的社会题材电影《流浪的迪潘》拿到了金棕榈，但随后影片就引发《电影手册》杂志猛烈攻击。他们甚至以“空洞法国电影”为主题，发表专刊批评以《流浪的迪潘》为代表的虚假政治社会电影，这类电影假借社会问题来博取电影节政治性关注，但实则只是高高在上的中产阶级对社会底层陈词滥调想象。只是一种对于电影节入围和奖项，投机主义的政治姿态。

这类电影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欠缺真实。因为导演欧迪亚自身包括许多巴黎白人是没有在巴黎郊区生活过的经历的。他所构建的故事全来自于自己的阶级想象。与之而言，第三世界的，移民的故事只是吸引人的外来的——好似电影《同义词》中听男主讲故事的法国bourgeois。 拉德利用自己的回忆和经历反驳欧迪亚，巴黎的郊区不是只有他们老白男想象中的毒品与暴力。

影片为了突出三位警察的立场不同，而特意让其拥有过于脸谱化的形象。首先便是将短片中射伤男孩的警察从新来的Pento改成了黑人警察，这样Pento就变成了呆板的好人。Chris所代表的是有种族歧视的白人至上主义者，Gwada是与说着异国医院的黑人的调停者。影片由三位警察矛盾的爆发作为事件的转折，但这种失衡的让中间显得非常呆板，这场三人回家冷静思考的过渡戏也因为拗而拗而丧失了说服力。

同时，为了保留短改长的基本框架，电影必然保留了短片核心的无人机部分。但问题在于由无人机承担的窥视功能被一群小孩的在场打破了。既然所有人都是目击者， 又何必担心无人机画面的纪实功能被泄露。只能说这个改动促成了无人机男孩成为了事件开端与结局的完整目击者，而两次都是通过其他介质观看这一事件。

一旦接受拉德利的强设定，那么这将是一部很容易进入的影片。并且因为纪录片而特有的说服力很容易将观众带入。纪录片出身的拉德利擅长对环境和突发情况进行捕捉，影片在前半部分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街区的日常，不同社群间的互动被丰盈起来。但这部电影问题就在于略显刻意的强设定，尤其是从短片改为长片后，为了对元概念进行保留而不得不做出的妥协。

《悲惨世界》的核心是“赎罪”，然而有色裔社群何罪之有呢？片名为“悲惨世界”，但唯一与雨果产生联系是因其就是在这个街区诞生了这部小说。显然，导演的采访与对于雨果原文的引用都证明了其对于族群反思的无兴趣。虽然拥有《为所应为》中暴力冲突的张力和驾驭斗争调度的掌控力，但却因过于描述性的安排而丧失了批判层面的延展。又或许这种对于反思的剥夺也正是对于暴力为何在此频频发生的回答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