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之妻

史达尔说过：爱情是女人一生的历史，而只是男人一生中的一段插曲。最近看了这部以女性命名的《间谍之妻》，看完内心有一丝苦涩。

福原里子看起来无疑是个幸福的妻子，她的丈夫优作是位完美丈夫，什么事都不需要她操心，家世优渥，每天就是作为丈夫电影中的女主角，演演女间谍。她生活的一切都是围绕丈夫展开，丈夫离开她去伪满洲国，她就安静地在家给夫家写信，丈夫回来她不顾一切冲上去拥抱他。毫无疑问，她太爱自己的丈夫了。

电影通过对话与剧情，一点点交代出每个人的过去，从里子与文雄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里子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做出了多少改变，发小文雄拒绝洋装，可是她跟从丈夫穿洋装，唯丈夫命令是从，喝洋酒，再演一遍那个她未必喜欢的角色。因为她想成为丈夫眼中完美的妻子，这是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里子的第一次转变——从女孩到合格的妻子。

第一个格外触动我的点是，听说丈夫将伪满洲国带回的女子藏在立花旅馆，里子来到这里见丈夫的侄子文雄，从伪满洲国归来的文雄与之前判若两人，当里子追问女子的时候，他严厉地谴责起里子，“真是愚蠢”、“叔母，你有一次试图理解过叔叔吗？你为什么不懂叔叔真正的想法。”“你什么都不懂”“你不知道为了你能安稳地生活，叔叔之前经历了怎样的困难”“你什么都没看到，你怎么能明白”。诸如此类。面对这样的横加指责，她却没有愤怒，她只是无措。

这件事之后，与丈夫详谈之后，里子换上了丈夫不喜欢，而泰治提倡的和服，来到了宪兵队，平静地呈上了证据——731部队军医笔记，文雄成为这次事件中的牺牲品。她冷静地对丈夫说出：这是为了实现目标而做的牺牲。在泰治那里听到丈夫要与那位女士去美国之后，她迅速成长了——以惊人的速度——因为她想和丈夫站到一起，她想进化成为文雄嘴里那个不愚蠢的，理解丈夫的人，她想成为那个帮助丈夫，和他并肩去美国的人。

这应是里子的第二次转变——从合格的妻子到间谍的妻子。

在这个新角色中，里子逐渐驾轻就熟，并感受到愉悦，仿佛，她真的就成为了间谍的妻子，一位合格的妻子，她与丈夫共同规划路线，分享情报，将现金兑换成贵重物品，并且一步步实施，她无法抑制自己内心的喜悦，觉得“好开心，自己终于真正和他在一起了。”直到所有的计划实施，她从偷渡的邮轮上被抓回到宪兵队，她依然鼓起勇气指责他们，“如果时代改变了你，那你不正是可以改变时代的人吗？”

之后宪兵们与里子一起观看了她带走的“证据”胶片，放映的竟然是她遵照丈夫的意愿拍摄的间谍片——她被爱人牺牲，倒在爱上的枪口之下，这部短片击溃了所有的幻想，残酷地揭示了一个真相，无论里子上得厅堂，还是下得厨房，无论是精密预判，还是准确出击，她做为一位妻子，丈夫对她的期待，始终只是物事罢了，只是被当做牺牲品而已。

经由这次沉重打击，里子自然地进入了第三次转变——从间谍的妻子到一名疯子。

她被一枚苹果唤醒智识又被抛弃，这样巨大的打击，你很难说清，里子是真的疯了还是装疯，可是这并没有什么区别，就像她对医生所说的：我根本没疯，不过这也就意味着，我在这个国家，必须是疯的。至此，导演完成了对军国主义与男性视角的双重抨击。

片中有三位主要男性角色，他们都与里子有着或远或近的关系，文雄是亲戚，他指责她，优作是丈夫，他利用她，泰治是发小，喜欢她可是却不会放过她。两位女性角色给我印象深刻，女佣漂亮且忠诚，她在女主人邀请泰治品酒时忧心忡忡，在女主人要出门时展示忠心，她是一位社会文化塑造出来并且备受赞颂的人，因为她恪守做为女人的本分，而女主角里子则是一个突变，一个异数，她因为对于丈夫的爱，成长为间谍的妻子，她进化出了一部分看待这个世界的头脑，可这只带给她十万分的痛苦，因为即使这进化，也是男人的期待带给她的，这只是美丽残忍的误会，是东亚文化下的男性凝视，任何一种不符合这种期待与凝视的变化成长，都是不被允许的，都是需要被绞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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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之妻》大基调是反战的，但创作者想写的，还是女性在夫权社会里的被动和弱势地位。女主聪子在妻子和间谍的妻子两种身份之间，其实是没有立场的，她只有对丈夫的爱，这种爱几乎完全等同于顺从。 聪子也不是没自己拿过主意，她告发了丈夫的同党以保护丈夫。但这一节显得突兀强加，动机上不能自圆其说，结果上也解释不过去 --- 即便同党没有招供，丈夫真能安全逃脱？他可是战争时期的叛国罪嫌疑犯。 聪子第二次顺从自己的意志，就是看完纪录片后决意反战和反对自己的国家，道德上加入丈夫的行列，行动上成为一名间谍的同党。这个巨大的转折来的极不自然，有一点令人狐疑：人性的自私懦弱，不是一部纪录片就能轻松克服的吧？不是每个人都能这么轻松地去掉民族国家身份，成为一名“世界公民”吧？ 所以是情节毁掉了创作者想营造的主题表述，电影过于热衷于罗织事件的转折，而缺乏令人信服的人物心理动因铺垫，观众出现怀疑，说理就再无可能。

但值得赞许的是创作者对日本战争期间所犯罪行的揭露。直接呈现日军在满洲进行化学武器人体实验的罪行，这对今天的日本右翼势力是一种直接的挑战吧？这一点看还是要对《间谍之妻》表示敬意！

如果把那两个充满戏剧性的反转看做桥梁，第一次过桥的时候，她用自己的努力把丈夫身边的障碍都扫除了，两人的关系被构建起来，看似坚不可摧的同盟在“第二次过桥”的时候被尽数摧毁，结构又解构，最后换来的是一无所有。

这部片子真正的迷人之处并不在于这“结构与解构”之上，而在于一切本该戏剧性的反转，皆发生两位立场相对的主角之间：妻子默默地决定支持他的决定，丈夫默默地将那卷胶片换成了电影......沉默着沉默着，电影走到了最后的高潮：妻子来到海滩边，痛苦地哭泣。

很难说清楚那份撕心裂肺是什么，因为只有表象的东西在电影里出现了：她的丈夫走了，把她留在了日本......高桥一生冷酷的表情是表象，在那之下隐藏的是强大的内心，还是伪装的敌意，没有人知道，一心爱慕他的妻子更不会知道......所有的原因，包括过去发生的那些事，都无从得知。

这或许就是这部电影最迷人的地方，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政治立场相左的亲密之人的关系......一层一层的对立被两次看似生硬却让人浮想联翩的反转包裹，这部片子无疑将样板戏玩出了花样。

文章作者 三杯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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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电影为「源桌放映厅」的第一次线上展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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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迷 影的 洞 穴 」

大概所有热爱电影的人，都听说过那个著名的“洞穴寓言”。它出自于柏拉图的《理想国》，讲述了大概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批人犹如囚徒，世代居住在一个洞穴之中，洞穴有条长长的通道通向外面，人们的脖子和脚被锁住不能环顾，只能面向洞壁。他们身后有一堆火在燃烧，火和囚徒之间有一些人拿着器物走动、火光将器物变动不居的影像投在囚徒前面的洞壁上。囚徒不能回头，不知道影像的原因，以为这些影子是“实在”，用不同的名字称呼它们并习惯了这种生活。当某一囚徒偶然挣脱枷锁回头看火时，发现以前所见是影像而非实物;当他继续努力，走出洞口时，眼睛受阳光刺激致使他什么也看不见，只是一片虚无。他不得不回到洞内，但也追悔莫及，他恨自己看清了一切，因为这给他带来了更多的痛苦。（出自百度百科）

这个寓言在电影学术界得到关注，意味着人们对于电影本体和电影的诞生开始了重新的思考。甚至有学者认为，虽然电影以物质形式出现的时间的确是近现代的事儿，但人类对于电影的构思，对于电影的猜想，其实让电影早在千年之前就已经诞生。因为柏拉图假定的这个洞穴，其实和电影院的情境非常相似。所以在电影史里有一种共识——电影的史前史比电影史本身还要长的多。这个史前史不光是技术层面来看，从静态留影到活动影像之间的发展历程，更是人类对于电影现象进行思考的过程。

而这个寓言对于现当代电影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其实探讨了一种“观众与影像之间的关系”——洞穴寓言其实可以被看做是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克里斯蒂安麦茨在他《想象的能指》当中，就借助了拉康的这个理论展开了论述，他认为电影与梦境有着非常多的相似之处，或者说，与柏拉图的洞穴存在着相当多的相似之处：黑暗的环境，影子的投射，观看的主体，他们之间十分类似。而电影院里的观众与洞穴里的囚犯，都无法决定自己看到什么，又都会错认影像为现实。就像镜像阶段所说的那样，孩子会将镜中虚假的影子人做成真实的自我主体。

所以不难看出，黑泽清在这部《间谍之妻》当中其实多次构建了柏拉图的洞穴。从在家放映福原里子饰演的电影，到放映人体实验的纪录片，《间谍之妻》反复出现着放映电影的场景，而黑泽清也将镜头不断地在银幕和观众的表情之间来回切换，试图通过展现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阐释自己所表达的主题。

比如那个表现关东军雄风的政治宣传片，我们看见了台下观众明显被影像煽动了情绪，为关东军的得势和威武感到骄傲，但其实站在全知视角的我们明白，这个影片是充满谎言的，是虚构的历史，可在观众的潜意识里，影像具有其他造型艺术不具备的完美复制现实的能力，尤其是纪录片的形式，让他们无条件的相信，影片内展现的就是一种毫无保留的真实。

这就不得不提到阿尔都塞的批判——意识形态无法反映人的真实生存状态，观众彻底混淆了真实与虚假，丧失了对于信息的判断力和质疑，从表面上来看，电影似乎是对于现实的机械复制，但实际上是在按照国家意识形态的规则篡改和虚构现实。而作为希望通过电影认识现实和社会的观众，则在这个过程中被轻而易举地控制了思想。这和拉康的理论非常相似。观众在影像面前，一直处于“错认”的状态。就如同洞穴里的囚犯一样。

显然，我们在影片的最后看到了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对于人的改造：当福原里子的发小把她打倒在地，并说“你也是叛徒你也该死”的时候，我们看见了意识形态机器将一个人的人性彻底毁灭了，那是一个没有了情感而只效忠于统治机器的冰冷躯壳。那一刻他是一种迷失的状态，迷失在暴力与极端的民粹主义困境里。那是意识形态机器对于人类进行极端改造的结果。

所以，黑泽清对于真实性的探讨，也延伸出了影片内存在着的一组对照关系，即真实与虚幻。这组对照，可以说成为了影片最重要的一个表达。因为其中放映的电影有两种类型，一类是揭示关东军暴行的纪录片，一类是虚构现实的故事片。这里所说的故事片，不光是那个虚假的政治宣传片，还有福原里子主演的电影。这两种类型在影片当中分别承担了两种历史力量，即变革与虚无。我们能够非常轻易地体悟到那个人体实验的纪录片对于日军的威胁。甚至将其定义为“叛国”。电影在这里承担起了无比巨大的历史变革力量，因为它足够真实，所以足够锋利和尖锐，以至于让日军恐惧和忌惮。

而在一些主张纪实美学的激进电影学家眼里，福原里子主演的电影类型无疑是造作的，是绵软无力的，是没有价值的——这种有关故事片和纪录片的争论几乎在整个电影史的进程当中不断重演。的确，比起血淋淋的人体实验纪录片，福原里子的电影充满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唯美主义倾向：朦胧的柔光、戏剧化的巧遇和冲突、琐碎的叙事蒙太奇……这些来自于古典好莱坞电影的创作手法，都指向了这个电影本身的虚构和梦幻。而福原里子作为这部电影的演员，也被赋予了另外一层深意：作为女性，她始终是一位历史的“他者”。

「 二、 历 史 的 他 者」

之所以取名为《间谍之妻》，我猜测大概有两重意思：一方面，影片是通过福原里子的视角来进行叙事的推动，而另一方面，黑泽清在对战争和历史进行反思的同时，也对于日本的男权社会进行了强烈的批判——没错，这部电影的女性主义观点可以说十分鲜明和直白，这无疑是一个关于女性的社会悲剧。

这要从一些有趣的理论说起。

麦茨在对于观影心理的讨论当中，强调了一个概念：窥视癖。在他看来，影院的场景和偷窥的情境非常相似：观众躲在黑暗当中，只有银幕透露着光亮，观众于是得以窥看着影片中人物的行动。这和在猫眼或钥匙孔里窥视的情境十分类似，在影院的机制当中，观众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一个隐蔽的偷窥者。

这一观点在劳拉穆尔维的女性主义批评中被进一步细化，她以古典好莱坞为例，明确了窥视的主体——窥淫女性的男人们。因为在她的论述当中，提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观看本身就是快感的来源。她指出，在古典好莱坞的电影当中，女性常常是以一种奇观的形象而存在，就像玛丽莲梦露那部被女性主义者们不断鞭挞的《七年之痒》，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其实是被男权剥削的，或者说是某种男性意淫下的产物，以至于完全遮蔽并扭曲了真实世界中的女性形象。男性通过凝视着银幕上的女性，获得一种欲望的满足。

而在拉康看来，眼睛不仅是一种欲望器官，更是一种象征着掌控、秩序的器官。所以劳拉穆尔维的凝视理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看（look，see），而是凝视，因为当我们凝视时，也就向银幕投射了我们的欲望。

这也就产生了一种凝视与被凝视的关系。女性作为被观看被凝视被讨论的对象，而男性则是发出凝视行为的主体。这是一种男权社会下的性别权利结构的缩影，在女权主义者看来，女性一直是以一种边缘的“他者”身份而存在，历史中的他者，社会结构中的他者，女性一直都不具备独立的话语权表达。

这完全对应了福原里子饰演的那部影片。因为不光是那部电影本身透露出的古典好莱坞的美学倾向，并且作为创作者，也就是她那个向往并熟识美国文化的丈夫，有足够的理由和能力可以拍摄出一部具有古典好莱坞特性的电影，因为那是他的审美倾向。于是黑泽清的指向变得明确了起来：福原里子主演的这部影片，是集中体现着她女性悲剧的符号。

在福原里子登场的第一场戏当中，她是作为一个演员而非妻子的身份出现的——她正在饰演着丈夫的电影。这场戏其实是一个劳拉穆尔维式的，揭露凝视关系的桥段。这个结论从视点的转换上就能够比较明显地看出。一开始，镜头的视点是戏中戏的视点。但当胶片声响起，丈夫说“再来一遍”的时候，戏内的空间被打破，或者说一个虚假的空间瓦解了，我们来到了一个真正客观的属于观众的视点。于是我们看见了那个摄影机后边的人是谁——是来自丈夫的凝视。因此摄影机在这里其实象征的是阳具的意味，它所指代的就是一种来自男性对于妻子的掌控，对于福原里子作为一名女性的凝视。所以福原里子戴着的那个面具就拥有了很明确的内涵：即扮演性。扮演男性理想中的女性，扮演男性希望霸占的女性，扮演着丈夫的完美妻子。这种扮演一方面来自于夫权的要求，一方面也来自于里子的主动献身。而同样具有阳具意味的还有戏里最后打死福原里子的那个手枪。这像是一篇引言，定下了福原里子命运的基调。这一点在影片后来的情节当中得到了证实。的确，里子的命运走向，便是“面具”逐渐代替真实自我的过程。

因为对于福原里子而言，她从始至终都没有真正脱离父权的凝视与控制。她从始至终的行为动机，都是围绕着自己的丈夫而展开。让她在结局里甘愿牺牲自我的理由，不是她对丈夫所谓的普适正义或者国际主义产生发自内心的认同，而是她对于她丈夫无条件的爱——因为那是她丈夫，所以即使他选择了与自己信仰背道而驰的道路，福原里子也会愿意与他一起叛逃。比起坚持自我的独立身份，福原里子更希望维护作为妻子的身份。从前半段她对于丈夫无条件的相信，到后半段她无条件的支持着丈夫弹劾日本，福原里子从始至终都在心甘情愿的主动将自己定位在他者的位置上。她的确聪明也充满勇气，但她的聪明和勇气，只服务于她的丈夫：帮助丈夫逃脱跟踪，或者帮助丈夫政治弹劾。她对她丈夫所说：“我只在乎你，你就是你，如果他们说你是间谍，那我就是间谍之妻”。甚至在丈夫告诉她自己可能要和她分开行动时她的绝望，恐惧，与迷茫。这些都已经足够说明，福原里子对于爱的痴迷，让她永远无法进入历史的宏大叙事当中。她的自我物化，将自己永远定位在一个他者的身份里，永远是那个专注小爱的、或者说专注于丈夫的、围绕着朦胧柔光的好莱坞电影女主角的身份里。

她的精神永远依附于丈夫，和她丈夫达成共鸣或者共识是她成就感的来处，以至于她的勇气在这样的语境下一触即溃，因为她早已遗弃自己的主体，她始终迷茫甚至盲目，和那些被政治宣传片蛊惑的人们一样，即使站在主流的对立面上，也不过只是另一层面的从属而已，因为她从始至终都没能真正的独立思考，丈夫的意见就是她的意见，夫权的愿望就是她的梦想。所以当她像她饰演的女人一样，从保险柜里偷出文件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以为那是她作为女性的一种觉醒，她的种种行径，似乎暗示着她将要从一种被动里跳脱出来成为历史的主体时，其实她反而是和那个电影中的女人的命运形成了重叠，彻底进入了在男权下“死去”的宿命。

所以结尾处福原里子被抓后，当津森泰治放映了她所携带的影片时，我们没有看见那个残忍的人体实验纪录片公之于众，而是福原里子那张美丽动人的脸庞，在梦幻的灯光里消逝。在满堂男性沉默的凝视下，在那个极具革命性的历史时刻，影片的符号体系达到了惊人的完成度，福原里子在这里被彻底排斥在了历史之外，站在了历史的边缘，成为了被动的“他者”。在那个时刻，她的身份得到了如愿以偿的定论：她永远的只能成为男性凝视下笼罩着朦胧柔光的美丽女性，她永远附属于夫权。

而作为具有变革力量的纪录片，则被丈夫带往了海外，此刻男性再一次完成了历史的革命。而福原里子在那一刻也完成了自我价值的终极实现，她疯狂的冲向银幕，大喊着好极了——她胜利了，她完成了自己人生的历史性时刻。作为妻子的价值终于得到了实现，因为她完成了对于丈夫的献身。于是，在下一个镜头里，我们看见了福原里子的幻觉：她看见丈夫站在船头，向彼岸前进，挥着手消失在了迷雾里。

所以当福原里子跑出医院，倒在了海边放声痛哭的时候——她被遗弃了。在结尾的那个中心构图当中，福原里子孤独的卧倒在海滩，镜头向上摇，望向遥远的彼岸，望向深不见底，看不见尽头的海洋，也是望向不知下落，一去不复返的丈夫。这个镜头与福原里子的幻觉形成了呼应，以海岸线为分割，割裂了她与丈夫的连接。对于福原里子而言，丈夫的失踪或死亡也就意味着她失去作为人的价值，失去了归途。那一刻是她作为独立个体最清醒的时刻，因为她意识到，即使战争结束，即使牺牲自我，却也无法继续拥有妻子的身份。因此，结尾的字幕上说道，在几年之后，福原里子前往美国寻找丈夫，但这其实也是她去寻找回自己作为妻子的身份——物化和奴性已经深入她的骨髓。

当空袭炸毁了医院，福原里子站在废墟时，我们看见的不光是战争，还有一位终究无法摆脱宿命的悲剧女性——她是如此的无关紧要，又是如此的束缚。那一刻，她作为个体的主观世界也一起坠入了地狱。

「 三、 在 场 」

值得一提的是，在黑泽清的洞穴寓言当中，“囚犯”的身份并不只提供给剧中人物，而是让电影内在空间之外坐在影院里的观众也一起加入到这场凝视历史的梦境之中。

影片前半段悬疑感的主要来源，就是丈夫从满洲带回来的人体实验纪录片。作为和福原里子同一视角的观众，并不知道那个影片讲述的是什么，丈夫又在隐瞒些什么。直到文雄被捕，福原里子和丈夫产生争论的那场戏，电影才将悬念揭示出来，我们看见了影片的内容。在那场戏里，黑泽清可以说是不厌其烦的，用连续性蒙太奇的手法，将放映电影的过程事无巨细的刻画了出来：放胶卷，拉窗帘，投影，观看，观看结束拉开窗帘......在这组极具仪式感的镜头当中，一方面黑泽清通过这样的方式调整了影片的节奏，突出这件事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其实是在还原一个洞穴形成的过程。

当然，洞穴的形成也伴随着囚徒的诞生——他将叙事的视点从外在客观向内推进，直到消失掉边框，消失作为前景的放映器和屋内环境，那部人体实验纪录片完完全全的占满了整个画幅，作为观众的我们在那一刻和夫妻二人的眼睛完全重合，或者说我们已经成为了那个房间里的在场者。在视点完全重合的时刻，我们从凝视历史的旁观者，成为了历史的在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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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三杯猫 编辑排版 三杯猫 图片来源于网络 公众号：源桌

“当时我还在读研，看到媒体上宣布黑泽清导演《1905》，梁朝伟和松田翔太出演时，我非常兴奋！战前的世间残酷如果让黑泽清老师拍摄的话，那是多么美妙的事情”本片的编剧之一滨口龙介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这样提到。黑泽清新片《间谍之妻》对于黑泽清自身而言确实是一次全新的挑战，这是他第一次拍摄年代剧，同时整个《间谍之妻》的企画是出自自己的学生，自己更多的是以“参加者”的身份加入到本片，这种全新的体验也让已经年过60的黑泽清非常兴奋。纵观整部作品，确实到处都充满着滨口龙介和野原位这对《欢乐时光》组合的元素，同时整体氛围依然保留着黑泽清电影的魅力。

《间谍之妻》的企画其实始于野原位，当时他参与了正好NHK-8K的创作企画会议，正好自身是黑泽清的学生，而黑泽清出身于神户，于是他立刻邀请了自己的好友，一同创作《欢乐时光》的滨口龙介一同开始创作。起初，他们一共写了两个关于神户的故事，一个是关于现代的神户，而另一个就是《间谍之妻》。而黑泽清在读完剧本后，非常喜欢，于是整个《间谍之妻》的企画正式始动。黑泽清曾多次表示电影剧本如果不是自己参与制作的话，很难实现他想要的映像。但是这次滨口龙介和野原位的剧本原型，他保留了80%，自己只是在整个剧本的基础上稍作修改。这或许也和今年黑泽清自身作品对于“夫妻”或者“女性”关注度的提升有关联。其实，《间谍之妻》的故事处处能够感受到滨口龙介和野原位对增村保造的喜爱。增村保造在60年代创作了大量以“妻子”为主题的作品，包括《清作之妻》《华冈青州之妻》《妻之告白》《妻二人》等作品。影片中对于女性对爱的执着，对爱的冲动所带出的破坏力展现的淋漓尽致。而影片中苍井优扮演的“妻子”也可谓是一个爱的矛盾体。而正是这种类似增村保造电影中若尾文子的角色，让黑泽清的映像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出道于粉红电影的黑泽清，“女性角色”自始至终都在黑泽清电影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抛开粉红电影本身的“女优电影”的属性不说，《赎罪》里的小泉今日子，《岸边之旅》的深津绘里，《旅途的结束，世界的开始》的前田敦子都在黑泽清电影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苍井优在《岸边之旅》登场数分钟既拿下电影旬报年度最佳女配角的壮举，也算是此次《间谍之妻》合作黑泽清的前奏曲。苍井优为了准备本片的拍摄，还特意观看了大量1940年代的作品，尽可能地达到时代的还原。

黑泽清在谈到滨口龙介导演的《欢乐时光》时，曾表示自己拍不出这种作品，同时《欢乐时光》也完全可以不用5小时的时长，只是滨口他们一开始就完全没有考虑过片长的问题，所以最终拍成了5小时。其实，争对此次的剧本，滨口也提到与其是让黑泽清修改剧本，其实更多的是让黑泽清去“删减剧本”。黑泽清在公开场合曾提到，如果完全按照滨口龙介和野原位的剧本进行拍摄的话，影片或将超过3小时。当然，作为学生的滨口龙介和野原位一开始就非常期待黑泽清对剧本的修改。而黑泽清在某些细节上的完善也确实让整部作品达到了更进一步的高度。特别是其擅长的“幽灵”元素。其实，本片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有着和黑泽清初期电影类似的部分。战争时期的那种“丧失感”在此次的8K映像中展现的相当出彩。除了登场人物被时代翻弄，失去自我存在感之外，整部作品的氛围始终被一股“邪气”压制，这股“邪气”我们可以理解为军国主义，也可以理解为战时状态。而其看不清真面目的属性恰恰是黑泽清电影的核心元素。最终，影片随着“间谍”和“狂人妻子”的走火入魔，达到了崭新的境界。此外，一般情况下的日本年代剧，几乎都会从“和风日式”的角度去描写那个时期的日本，而黑泽清却对此嗤之以鼻。他认为日本导演镜下的“榻榻米”永远逃脱不了小津的魔爪。所以他结合当时神户这个对外交流重镇的属性，影片中无论是服装还是建筑，几乎都是洋风登场。为此，整个制作组做了极其精细的时代考证，美术担当安宅纪史在这方面功不可没。黑泽清多次表示没有安宅纪史，《间谍之妻》无法完成。

此外，《间谍之妻》中还有一个令影迷异常兴奋的元素----电影中的电影。无论史战时混乱的时局，亦是黑泽清电影的虚实意境，其实和“电影”元素都非常匹配，更何况是对于现代观众比较陌生的40年代的“电影世界”。而神户作为当时日本较大的对外港口，与西洋文化的交流比较多，而日本电影史的起点其实也在神户。1896年神户企业家高桥信治以私人名义从海外购入了当时爱迪生发明的“活动电影放映机”，并在公开活动中将其成为“活动写真”，而高桥也在一旁担任默片解说员。可以说，从那时起日本电影史正式始动。而高桥一生扮演的影片主人公福原虽史贸易公司的社长，但本人非常痴迷电影，在那个年代居然拍摄自主电影，家中还有小型放映机。整个设定也为之后故事的推进进一步的加深了“间谍”的氛围。影片中时常会出现关于电影的对话，“你去看了沟口的新作吧，是不是又是一部佳作”，这里很多日本影评人分析到很可能是指向《残菊物语》和《浪花女》两部作品。而电影中出现的聚乐馆更是载入日本电影史中的象征性场所。值得一提的是，《浪花女》是田中绢代首次主演的沟口健二作品，而由于胶片的缺失，本片已经无法观看，而从历史上所留下的记录来看，《浪花女》的故事和《间谍之妻》又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此外，影片中还引用的山中贞雄经典作品《河内山宗俊》，这一系列的电影元素也充分体现了黑泽清们对于“电影”的痴爱。

今年新冠病毒席卷全球，世界仿佛又回到了战争岁月，而黑泽清的首部战争题材作品在今年收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可谓意义非凡。希望这位已经年过60的电影奇才能够继续给观众带来只属于他的映像世界。

原载于深焦：//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579990451912937#_0

个人企画黑泽清深度访谈：//www.youtube.com/watch?v=o4qedMDMDHg（无字幕）

本文全长版首发于深焦DEEPFOCUS，节选版曾发布于《环球银幕》杂志。特此声明。

在影片《间谍之妻》（2020）中，由身为电影迷的男主人公优作（高桥一生饰）所拍摄的悬疑影片忠实地遵照了同时代好莱坞制式下的故事编码。犹如劳拉·穆尔维在她那篇名声昭著的《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1975）中所说的那样，我们看到父权的秩序是如何通过电影来“控制着形象、性欲的看的方式（looking）、以及奇观（spectacle）”[1]——当优作在公司的年末联欢会上第一次播放这部影片时，我们发现一个刻意的女性面部的特写镜头（当女主角在电影中摘下面具的那一刻）与观众们的惊呼声构成了视觉欲望满足的瞬间——“在一个被性别不平等所支配的世界里，看的快感已经分裂为两个方面：主动的/男性的和被动的/女性的”。[2] 这也是《间谍之妻》利用戏中戏企图揭示的被性别所编码的历史构造。以1940年太平洋战争前的日本神户为舞台，《间谍之妻》讲述了作为电影迷和世界主义者的丈夫优作与深爱优作的妻子聪子（苍井优饰）在分别目睹了日本军队在满洲进行的人体实验后，对互相心意的猜疑；以及两人合作周旋在军国机器与人类大义间的故事。

《间谍之妻》片名中所蕴藏的与性别相关的两层涵义已经在其他影评中被多次提及，[3] 这种读解旨在强调聪子的两个身份——“间谍”或/与“妻子”——之间的张力。作为“间谍”的聪子在成为国家的叛逆者之前首先背叛了丈夫与他的家庭，把丈夫的侄子文雄（坂东龙汰饰）送上了断头台。从早期宏观描写二战的《日本最长的一天》（1967）到刻画个体士兵战时遭遇的《人间的条件》（1959-1961），再到近年来以女性为中心的《在这世界的角落》（2016）……以二战为主题的日本电影在历史叙事上不断强化的男性/主动/加害、女性/被动/受害的二元性别模式在《间谍之妻》中面临了直接的挑战，作为“间谍”的聪子置身于男人们的斗争中并充分发挥了她的主体能动性。如黑泽清所说：聪子确实是日本电影史上少见的女性角色。 [4]

然而，回到“妻子”的层面来看，聪子的这种能动性又是直接面临限制的。除了“妻子”之外缺乏社会角色的聪子在最大化地满足了自己的欲望（与丈夫一同去美国）后，又不得不服从于丈夫的各种计划和安排、并做出最终的妥协（与丈夫在旅程中兵分两路）。关于这种受限的能动性，影评人田中龙辅借用本片中的道具国际象棋做出了精彩的解释：[5] 丈夫优作始终占有先手、而妻子聪子即使再怎么回应，也只能屈居于后手。“棋局”的第一步在于丈夫优作在满洲目睹了日本军的残虐，燃起了将相关文书与影像公诸于众的决心，妻子才选择堆砌起怀疑、背叛甚至是胁迫丈夫的高墙并与之对垒。此外，优作也正是首先通过散落的棋子察觉到了妻子的异动，进而调整了对妻子的回应策略。聪子与优作在餐桌上“对弈”那场戏里的阴阳脸使得这场棋看似各有千秋、势均力敌，但“间谍之妻”那字面意义的二重构造并非是平等的，而是因为先有了优作成为“间谍”的决定，才有了优作的妻子成为“间谍”的回应。

《间谍之妻》这盘棋局的背后，是导演黑泽清与编剧滨口龙介、野原位对父权社会权力构造（过于赤裸的）的直接展示：片中人物的动机始终都是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下明确的身份关系之上的。为了阐述这个问题，我借用片中的两组人物关系作为对照：优作/聪子（夫妻）与国家/泰治（东出昌大饰）（君臣）。从故事上来看，聪子对优作的爱和泰治对国家的“忠孝”（如其墙面上所挂的字画所示）背后存在着极度类似的逻辑：对于聪子来说，只要能维护小家的圆满，出卖他人（文雄）是可以接受的“必要牺牲”，这也和泰治的尽忠职守形成了一种互文。“用国家动员男性、用家庭动员女性”是日本在二战时期的一种惯用策略。如黑泽明在国策片《最美》（1944）里刻画的，被动员起来为帝国制造武器的“女子挺身队”那样，母亲/妻子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需要以战场上的儿子/丈夫作为纽带相连接。假设优作并不是一个良心发现的世界公民而是一个普通的军国青年的话，聪子对家庭与“爱”的确信和执着将不可避免地使其回归成帝国所喜闻乐见的动员对象。因此，与其说聪子和优作是“先后手”关系，倒不如说两人是“玩家”和“规则制定者”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只有当聪子打翻棋盘的那一刹那，她才在无意之中对优作（和他的规则）造成了威胁。但仅仅凭这一点灵光，终究是无法改变棋的下法的。

因为缺乏了可能的前史，我们无从得知为何聪子/泰治会对优作/国家产生那么强烈而决绝的感情。换句话说，这种父权的构造是创作者刻意而为的“强设定”，它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自己与他者之间的界限。从这里我们得以看出黑泽清们试图讲述的是一种日本人在二战时普遍的精神状态，而这种身份先行的设定在好坏意义上都加强了类型故事的疏离感。它使得我们既无法完全共情聪子那狂热的“爱”、也让泰治那理应存在的“义理”（对国家）对“人情”（对聪子）的张力无迹可寻……这虽是对日本历史上的“家国同构”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揭示手法，但倘若只是回归到模式化的架构内进行道德说教，《间谍之妻》或许并不能超越其所引用的新闻宣传片。因此，我认为黑泽清们提供的性别批判并非坐落于最表面的人物关系上，而更多是在电影里——更准确地说，是在“电影的电影”之中：除了使用到了真实存在的纪录影像来唤起观众们对历史的记忆、并引用因战争而早逝的山中贞雄导演作为对帝国的控诉，一种更为激进的性别解读还应当坐落于影片中人物对影像及现实的“看”这一行为、以及这种“看”对历史的呈现与扰乱之上。

首先，对于纪实影像及其现实指向的“看”作为一种弥合性别（以及性别作为阶级）间的差距的方法而存在。影片前半，当聪子误以为优作与弘子（玄理饰）出轨并与优作对峙时，优作对聪子说：“（关于满洲）你什么都没有看到。”在这里，“看”以及“看见的对象”成为了夫妻间的差距。而“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传统决定了只有丈夫才能拥有亲身游历殖民地并见证历史残酷的机会及移动性（mobility）。亲眼看见了尸山里爬出来的弘子的优作与什么都没看到的聪子之间的裂缝是无法仅仅通过语言来弥合的，因此这种差距不仅是信息上的、更是经验和感知上的。影片的第一个转折出现在聪子亲眼观看她从优作处偷窃来的有关细菌实验的笔记与影像之时：帝国实验的暴虐、殖民地的尸堆、受害者空洞的眼神……是这些纪实影像激发了她第一次主动的“间谍”行动。

换句话说，是纪实影像弥补了聪子与优作在经验与感知上的差距，并激发了前者的主动性。事实上，见证现实的重要性在《间谍之妻》中被多次提及。在影片中盘聪子为优作放哨的段落，面对平安归来的优作，聪子激动地说：“我感觉自己好像成为了你的眼睛。”在这惊心动魄的瞬间，两人间的关系得以超越社会契约层面的定义，通过共同行动达成了一种身体层面的联结。导演黑泽清在采访中也提到，他之所以要在结尾加入并不存在于滨口·野原剧本上的、聪子在精神病院“看到”日本被轰炸的一幕，也是为了让她第一次“亲眼目睹”战争的实态并得以真正地与优作达到平等。[6]

除了直接指向现实，纪实影像也提示了一种对历史暗角的觉察。在这里直接与优作等人在满洲翻拍的人体实验胶片所对照的，是两人在电影院观看《河内山宗俊》正片前被强制置入的殖民宣传片（这种做法在帝国主义的历史上非常常见）。如果说后者是作为一种父权社会的规范技术被应用在创造帝国主体的计划中去的话，影迷优作的私人摄影机所记述的对大历史的反抗叙事则无疑是不为规范所容忍的。而因为与纪实胶片一起作为别样历史被拯救出来的是身为“目击者”而非“受害者”的弘子，在这里黑泽清寄予了这种反官方叙事女性化的期待。但更为讽刺的是，这个活过了异国处决的女性证人最终又因为性犯罪在她的“祖国”被抹杀。

如果说对纪录影像的观看提供了对历史暗角的拯救以及与他者共情的空间，那本作结果中对悬疑剧的观看更是指出了电影所涵有的一种主动改变历史的潜能。黑泽清在影片尾声通过影像的错置对叙事电影的性别构造开了个巧妙的玩笑：在宪兵司令部里，一众男性正在等待着他们预料之中的满洲纪实影像，但映入眼帘的却是聪子那张美丽动人的脸。在这里，聪子的脸变成了一种幽灵般的“回眸”：它浓缩了“导演”优作与“演员”聪子之间关于爱与争斗的记忆。本应是实证的、历史的、军国的“罪证”转而被一种虚构的、未然的、个人的“故事”而替代。聪子那不合时宜的出场也改变了叙事影像被观看的方式，把女性从男性视觉快感的幻觉中短暂地解放了出来：在这高光时刻，虚构的奇观（女性）完成了对现有秩序（男性）的扰乱，它依靠自身那被权力所渴望的（如穆尔维所说：男性性欲的）幻觉拒绝了权力者们所期望的凝视。但自相矛盾的是，这种立足于表象的反抗仍然献祭了这个故事里的真实的女人——作为演员的聪子。

特别感谢2-3与沈念在此文写作过程中的提前阅读与意见。

[1]: 《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劳拉·穆尔维，译：殷曼楟。//maolei.files.wordpress.com/2010/06/visual-pleasure-and-narrative-cinema-by-laura-mulvey-1975_cn.pdf

[2]: 同上。

[3]: 「Bright Future」田中龙辅，NOBODY ISSUE 48, p.16-17；「『スパイの妻』の「軽さ」が持つ倫理的な意味とは」荘子it, //www.cinra.net/column/202010-wifeofaspy_kngshcl

[4]: 「黒沢清：「何かを見た」人を撮るということ」田中龙辅、渡边进也，NOBODY ISSUE 48, p.9. 黑泽清提到或许只有增村保造镜头下的若尾文子能与其相比较。

[5]: 「Bright Future」田中龙辅，NOBODY ISSUE 48, p.16-17.

[6]: 「黒沢清：「何かを見た」人を撮るということ」田中龙辅、渡边进也，NOBODY ISSUE 48, p.14-15.

NHK前几年制作出了日本侵华战争中的731部队的纪录片，的确非常难得。

很快，NHK今年就推出了这一部电影。

当看到简介里说到“震惊世界”的事件时，我就意识到了很可能就说的是这个历史事件。

话说，前段时间看到文章解析说，NHK以前对二战日军犯下的惨无人道的罪行都比较回避，最近出现的改变源于NHK领导人的更替。

第一遍看这部电影时，发现这影片里的主角，尤其是这个妻子，有些地方怎么性格转换这么唐突？苍井优的演技怎么变得这么差了？

这和不错的电影评分和评价形成很大的反差啊。

所以就专门跳回到一些转换很大的地方重看，这才注意到了第一次观影时忽略的内容。

这篇影评主要聚焦于电影比较容易让人疑惑的几个部分。

妻子本来是怀疑丈夫出轨，和护士发生了关系，并且要和护士私奔到美国。所以在梦到丈夫和护士的鱼水之欢后惊醒。

但毕竟和丈夫生活了那么多年，妻子是了解丈夫的。

理智的妻子为了了解真相，先去见了文雄。从他那里了解到了，丈夫和文雄在满洲发现了很惊人的秘密。秘密具体是什么，文雄不愿意说。说明事件非常严重，严重到文雄也不愿意其他任何人被卷进来受到牵连。

但同时，妻子也从文雄那里得知了，他对丈夫的尊敬，和对揭露事实的决心。所以知道就算被捕，文雄不会向警方透露更多消息。

和丈夫沟通后，妻子本来是不支持丈夫要揭露他在满洲看到的事件的。因为这样会让丈夫成为间谍，漂泊美国，会影响到他们富裕和“美好”的生活。

妻子从丈夫办公地地下室偷偷拿回了丈夫从满洲带回来的笔记本和录像带，在家里看录像带就意识到了事件的可怖。

之后妻子去见宪兵朋友。这一段，我一共看了三遍，要仔细看才能看到注意不到的问题。我从妻子的表情和反应琢磨出来她内心的转变。

去见宪兵朋友，她其实也挺犹豫的，本来也只拿了一本原始笔记本，就是说明她留了一手。

宪兵朋友告诉她，护士是被客栈老板奸杀的，她才意识到，其实这个事件比她想象的更严重。她意识到了，宪兵朋友是在撒谎。正因为事件非常严重，所以他们才会撒谎欺骗伪造出客栈老板杀了护士的假想。

好朋友这层关系倒是更加深了事态严重性的程度。

所以，妻子意识到，护士其实是被宪兵等人杀死的。

妻子心想，如果此时不给出一点点把柄，宪兵会穷究不舍，迟早会发现更大的证据：录影带和笔记的英文翻译。有了这些，宪兵等人会立马意识到丈夫这是要叛逃。

这样她丈夫以及自己乃至文雄都会陷入非常大的牢狱之中。

所以妻子这时给出了原版笔记本，让宪兵以为只是文雄的小打小闹，意气用事。所以这才是理智的选择。

也因此，妻子之后见到丈夫，也出现了对他即将揭露事件的态度的改变：从反对到支持和参与。

很多人觉得最后丈夫把妻子供出来，是不爱妻子。

恰恰相反。丈夫真的爱她老婆，而且让老婆留下可能才是最好的方法。丈夫从一开始就瞒着妻子，因为妻子知道的越少，越不会被牵连进来。

他故意留了个假录像，这样就无法坐实老婆是间谍的罪名，反倒会让政府人员认为这是恶作剧，或者认为妻子精神有问题。

所以妻子就算被抓也不会有太大的危险。

老婆也顺理成章地装疯，这样就可以自保进疯人院活下去。

丈夫这么选择，和他对逃亡之路的不可预测性和危险程度有关。

因为那时候日本已经被美国实施封锁了。

唯一去美国的方式就是偷渡。偷渡逃亡之路非常坎坷，可能老婆就会在途中与他失散，两人丧命也很都有可能。

最后有消息说，丈夫的船被炸了。其实，很可能就是日本间谍炸的。

去了美国也不一定会有好日子，二战时期日本裔美国人被关进集中营就是例子。

留在日本毕竟有家人朋友在可以照应着。

所以两权相害取其轻，丈夫选择了寄出匿名信，让妻子被捕，自己一个人偷渡出海。

其实，看妻子被抓后，宪兵播放假录像带，以及妻子装疯这段，尤其是妻子表情的变化，我突然意识到：父（丈夫）爱如山的道理。

丈夫不声不响，就已经把妻子的之后几年的路都精心安排好了：确保妻子安全最重要，逃亡天涯的事情就让自己一个人来承担。

男主死亡证明有伪造痕迹，其实是说明美国政府在有意暗中保护这个日本证人了。

制造死亡的假想，是为了防止男主被日本间谍和右翼势力报复和暗杀，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妻子不被追杀。

而后字幕也说了，妻子几年后就前往美国，其实是也受到了美国保护，被送到美国与丈夫相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