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依达，你往何处去？

今晚看了2020年的波黑电影《阿伊达，你往何处去》。影片获得了去年的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最佳影片提名。

波黑内战里，面对针对平民的种族屠杀，一位女性试图通过联合国雇员的身份，拯救自己的家人，但最后功败垂成。

电影的情节紧凑，扣人心扉。女演员的表情和肢体语言，天然带来一种紧张感。战争的慌乱是真的慌乱。几分钟，人就没了。

记得初中时，从校图书馆借到过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讲的是暴君尼禄迫害信徒的故事。小说写的很辽阔。暴君死去，有情人终成眷属，信仰得以彰显。后来知道，显克微支靠这部小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今晚第一眼看到这部电影名字时，隐隐然觉得它与显克微支的作品可能有所联系。看完之后，有一种无力感。面对暴力和强权，谁都无法幸免。

今天是记者节。白天的时候，跟几个做记者的朋友开玩笑，说他们自我阉割。此刻想来，谁会在乎真相呢？就算知道真相，又有什么用呢？这些想法本来与电影没有什么关系，却进一步加深了观影后的无力感。

阿依达是一名受雇于联合国的翻译，她所处的斯雷布雷尼察是安全区，受联合国保护。1995年7月，塞军占领了当地，而民众则聚集在联合国的堡垒里外。阿依达在谈判中深知塞军的残暴，她想尽办法让儿子和丈夫进入堡垒。但在联合国军官对塞军的错误信任和无能为力，所有的民众都被以男女的方式分开。阿依达想要把亲人混入工作人员，也想要他们藏在堡垒中，但终究还是失败了。男人们遭到了屠杀，这就是历史上的波黑大屠杀。

这种战争电影的选题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种，从一个边缘人物切入这场战争。我看到了阿依达的努力，一边要完成自己的工作去尽职的翻译联合国军官所说的话，一方面又要试图去争辩想要挽救更多的人；但我也看到了阿依达的自私，在她知道的信息比其他人多的时候，她毅然决然的选择一次又一次利用职务之便去保护自己的家人，她无暇顾及规则和任何的他人，她奔跑的身影里全是焦急。可惜主角没有金手指，现实也没有特例和网开一面。

故事的结尾处理的特别猛，最后20分钟简直是电影最高光的一组镜头。男人们的处决，冬天回家的阿依达，挖掘现场和让人痛哭的尸骨门，回到学校面对下面的家长们的熟悉的脸庞逐渐失去笑容，台上什么都不知道的孩子们…缓慢安静但非常有力量。阿依达痛哭崩溃的身影是众多失去丈夫的妻子和失去孩子的母亲的缩影，而付出惨重代价的妇女们甚至在漫长的岁月里都找不到亲人，在未来也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去治愈和缓解。

波黑的这次战争是欧洲近代史上一次巨大的伤痛。无论是联合国军队的无能还是塞军的残暴虚伪，都在两个民族心中埋下了更多仇恨的种子。战争片的意义更多在和平，当我们直面这样的故事，我们就该意识到每个人都会是这位母亲，也都不该挑起战争。

世界各地都有冤屈，某些尘封在黑暗中，剩下的被历史铭记…… 我尊重影片的意义，但就共情来说，有点平平无奇。首先冲突不够，一大堆难民聚在一起，应该发掘几个痛苦的事件，来加深印象，结果只有最后的射杀反映了战争的残酷。 塞军在里面的恶迹没有过多展现，甚至还有派送面包、大巴车接送等救济行为，这样对比之下，虽衬托出人性的矛盾，沉重感却低了很多。 女主作为一个外交翻译，地位十分底下，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在保护父子这个问题上，负责维和的部队也不愿牵涉进来，由此能感受到她内心的无助：无法阻止死亡，只能亲眼目送。 孩子在舞台上的表演回归到和平的主旋律：沉痛缅怀，活着的都不要怨恨，反思战争带来的伤害，努力为下一代创造美好的未来。

没想到是关于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这个我最熟悉的西方当代史事件。2012年最消耗个人情怀的那次旅行，把我带去了那儿，见到了屠杀幸存者，去了小城外荷兰维和部队的营方废墟（和电影中的主场景一模一样），见到了片尾那些不知脚下发生了什么的欢乐孩童。亚斯米拉作为波黑最优秀的女性导演，这一次着重还原历史，而没再花心思树立女性困境。毕竟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斯雷布雷尼察之后为过来者编剧故事也同样是残忍的。

也就是说，无论《爱的旅途上》还是《格巴维察》，都是精美而忧伤的波黑伤痕电影，而《艾达，怎么了？》，则终于直接呈现伤痕的来源。

往下部分，可以当作”游记“，是我那篇2万字《波黑，雪与蜜之地》中关于斯雷布雷尼察的部分

斯雷布雷尼察，我想我会杀了他！

曾被萨拉热窝“山丘上那些人”控制的狙击区域，战后依然有一部分被划分给自治的塞族共和国，因此这座城市也就同时存在着一个游人罕至的“东萨拉热窝”。当然，这可不是什么东西柏林或南北尼科西亚，没有围墙、没有哨所，居民自由往来，几乎可以干脆把它唤作“萨拉热窝东城区”。只不过，像是某种历史遗留问题，要想坐大巴前往塞族共和国和塞尔维亚的绝大部分城市，都得舍近求远的跑到“东城区”。

我就从这里的Lukavica客运站，乘坐4个半小时的早班大巴，来到国土东部这座埋葬了近万无辜冤魂的伤城——斯雷布雷尼察。一路上，金黄松林、冷冽清泉、草甸羊群、木屋炊烟，让人很难将这些景致联系到焚烧的村庄、惨叫的少女和异地的身首。“漂亮的村庄就算烧着了也还是漂亮的”，电影《锦绣河山一把火》中，为被打死母亲报仇的塞族士兵点燃了儿时最好穆族小伙伴的村子；“他就像一个屠夫似的抓着喇叭筒，屠夫在杀鹅的时候，就是那样扭着脖子的”，小说《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孩子惊恐的看着闯入屋里的不速之客。影视文学一点都没对“内战景观”进行任何夸张。而这些村里的杀戮惨烈程度，都远不能与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这一战时联合国划定的安全区——的屠杀惨案相比。

发生于1995年7月11日到22日、持续11天的清洗，是二战后出现在欧洲的最严重屠杀罪行。

作为屠杀纪念地的波托察里公墓，距离市中心6公里，与我同时抵达的来访者，除了一群到塞尔维亚进行交换学习国际政治专业的美国学生，就只有一辆挂着瑞士牌照的SUV，车里走出一家老小，女的缠着头巾，估摸是撑过劫难后移民国外的幸存者，和那些在瑞典、美国都能见到的波黑穆族难民家庭有着相似的悲剧故事。入口处的大石碑上，雕刻着“8372……”几个大号红字，省略号说明着，8372只是“已知的、能对照出名字的”遇难人数，还有相当数量骸骨的DNA在等待校验，其中的不少估计将永远查无此人。另一块白色方碑的正反面，以波斯尼亚语和英语写着墓志铭，“我们向全能之神祈祷，望怨气换为希望，望复仇变为公正，愿母亲的眼泪变为祷告者，暴行从此远离斯雷布雷尼察和它的人民。”

8372……块白色的方尖墓碑，有尊严的一排排伫立在青草间，鲜红的花朵从土堆里茁壮的伸了出来，近乎椭圆的一大围平整大理石板上，镌刻着8372……位遇难者名字和出生日期，按姓氏排开来。我特别留意着几个生于1980年，与我同龄的他们，一定也曾在初中呐喊着枪炮与玫瑰的摇滚，追逐着AC米兰的联赛58场不败，对学校的漂亮女生越来越有生理冲动，可他们的成长，却永远停止在了15岁。

美国大学生在墓志铭前围成一圈，安静而压抑的听着一名讲解员诉说不久前的故事。一位女生掏出手机试图录音，却被讲解员迅速制止，“我得竭力避免我所说的被传到youtube上，虽然这全都是事实，但这个国家依然有极端的民主主义者，无论塞族、穆族还是克族”，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屠杀幸存者解释道。

接着，他将我们带到墓园对面的厂房车间。大屠杀开始前，这里曾是400名荷兰籍官兵的营地，是执行联合国维和部队安全区的保障所在。如今车间里留下的，是光秃秃的墙壁，以及一些遇害者的遗物和生平简介。面前一扇玻璃窗里，陈设着一纸早看不清字迹的祷告词，相伴的生平故事关于1977年10月出生的Dzevad：战火日益迫近，家人依偎一起。斯雷布雷尼察成为联合国安全区后，生活容易了一些，Dzevad每天穿着一双几乎见底的破鞋去上学，成绩却还一直排第一。1995年7月11日，被带往森林的他，与妈妈告别：”是分开的时候了吗？真希望小时候你就离我而去，那样或许会少几年痛苦。”妈妈和姐姐一直盼望着17岁的他，有一天能回家，直至2004年1月被验出了DNA。

历史证明，在杀红眼的疯子面前，包括国际法在内的一切律法都是狗屁。那一年的7月11日，围困了斯雷布雷尼察近一年多的塞军，置联合国安全区的地位予不顾，开进了城里，2万多穆族难民只得躲入荷兰维和部队的营地。从那位幸存的解说员口中，我们得知，没有什么勇者力挽狂澜的好莱坞故事，哪怕一丁点荷兰人版的“辛德勒名单”故事都不存在。“鉴于自家士兵和一些法国人被扣为人质，荷兰方面只得致电北约总部放弃空袭计划，并用5000名穆族人交换了14名荷兰人质。在陆军上校道姆.卡勒曼斯与姆拉迪奇的谈判中，荷兰驻军最高指挥官自始至终害怕激怒这位强硬的塞军总司令。随后，一辆辆军用卡车和大巴驶来，将藏于基地里的穆族人带走，妇女和儿童走一边，成年男性走另一边的不归路。而荷兰人不久得以逃出生天，在克罗地亚庆祝胜利并随后在阿姆斯特丹被授予英雄，当然，或许那时他们并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黄昏时，我去逛了一下斯雷布雷尼察主城区，道路干净、屋舍整洁，清真寺和东正教堂毗邻而居，孩子们在操场上呐喊追逐着一只皮球。如今整个行政区有着12000人口，绝大多数是塞族人，过去的穆族主人有着被法律重新认可的房产证，却没多少人返乡。至于当年逃难的幸存者家庭，几乎全数作为难民，永远呆在了瑞典、瑞士和北美了。

我像写日记般，用微博详述着这一天的所见所闻，有人回复，“可惜今天又有多少中国人听说或关心过这一悲剧呢？遥远的波黑与我们有关吗？”其实大可不必妄自菲薄，巴尔干从来都作为一种不堪的隐喻，而被排除在欧洲文明的范畴外。萨拉热窝客栈里的西班牙青年听说我去了个比较远的地方，问到：“那里漂亮吗？再告诉我一遍名字。”法国人听说过大屠杀，但也只表示：“那段历史挺愚蠢的。”当下媒体如此发达，也就意味着人们有着选择性吸收的自由，斯雷布雷尼察的名字，不属于大多数的旅游者。

萨拉热窝市内最大的天主教堂旁，有着一个永久的大屠杀纪念展。入口处是9年前曾在波黑电视台和全世界重复播放的一段恐怖录像，播音员提醒：“现在某位母亲将看到她的儿子，某位姐妹将看到她的兄弟”，接着6名穆族青年被一个个赶到一块空地上，塞军毒蝎部队的士兵从后面扣响了扳机。最大的空间，留给一位叫做TarkSamaral的摄影师，我曾在斯雷布雷尼察公墓的一间小屋里，看见过部分没署名的黑白影像，残破的洋娃娃、证物塑料袋上的一截铁丝网、墓坑里拉住遗体之手的白手套……这些或表意或写实的图片，都摄于屠杀暴行被曝光的几年后。还有一些记录邻里反目亲朋成仇的墙壁涂鸦，“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我将毫无理由的杀死你”；“杀人是我的事，这事儿不错”；“联合国，联合个屁（UN,UnitiedNothing)”……

我与在沙发冲浪网上认识的AhmedParic约了晚饭，他和在萨拉热窝出生并长大的女友Esma一起赴约。这位银行职员的个人页面上写着，“从斯雷布雷尼察逃离并活着，愿意分享那的记忆。”由于自己从不是那种敢丢出狠心尴尬问题的好记者，也就从旅行见闻、波黑国家队最近表现等“普世话题”瞎扯着，直至一杯茶后，Ahmed直接表示，“那我就说说斯雷布雷尼察吧。”

“也是7月11日那天，斯雷布雷尼察土著Paric一家开始了逃亡，在波托察里荷兰维和部队的驻地被塞军强行分开。没有多少挣扎，爸爸和哥哥被拉上一辆卡车，别看我现在挺高的，当时由于发育得晚，14岁时还是班里最矮的个头，因此就跟妈妈和姐姐一辆车，开去了图兹拉，而我那些同班同学大多就永远没了。从图兹拉到战后的萨拉热窝，我们都一直等着亲人的消息。2008年，爸爸尸骨的DNA被验出，去年，哥哥也被证实遇害。”

沉默良久后，我勇敢问到：“银行里总有塞族同事甚至上级领导吧？你们怎么相处呢？”

“有的，但我绝不可能和他们交朋友。工作归工作，8小时之外，我不会参加任何团队建设和节庆活动。”Ahmed描述了他们这样幸存者的工作环境。

“后来，你们回过家乡吗？”

“我们在那里还有一套空房，妈妈回去过，由于当时执行死刑命令的大多是当地塞族警察，彼此都认识，她也就在大街上认出了其中一名凶手。那家伙竟然轻松的和妈妈打招呼，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妈妈被吓得沉默不语。如果是我碰上他，并确认他参与过谋杀我的爸爸和哥哥，我想我会杀了他。”

我送了他俩一对筷子，Ahmed曾和女友下过中餐馆，“我甚至能用筷子夹豌豆呢。”分列时，他撩开他的裤腿，右脚踝上方竟刺着四个中国字——信心命运，那时在图兹拉等待爸爸和哥哥消息时纹上去的。Ahmed当然清楚这四个字的含义，而我也希望这双筷子能替代复仇的刀子。

回国几个月后，Ahmed从脸书上给我发来信息：Esma不再是我女朋友了，从今天起，她成了我的妻子。欢迎再来萨拉热窝。”

大屠杀纪念墓园入口处的大石碑上，雕刻着“8372……”

8372……块白色的方尖墓碑，有尊严的一排排伫立在青草间

作为屠杀幸存者的向导，讲解完毕后独自离开充满伤心记忆的维和部队营地

新一代的孩子，在满目疮痍的斯雷布雷尼察长大

摄影师Tark Samaral在大屠杀以后拍摄的作品

由于还有很多DNA没能比对出来，遇难者人数还不止8372

与我同龄的屠杀幸存者Ahmed Paric及其女友Esma

逃出生天后，等待着父亲和哥哥的消息，Ahmed Paric在小腿上刻下中文

立场鲜明的战争片，记录一个民族记忆里的伤痛。这几天有个中国大学女教师否认南京大屠杀，惹来网络众骂，很多人说这名女教师伤害了中国人的情感，应该被严惩。而敌对势力美国却硬生生地制造出有关新疆人权的谣言，其中不乏一些屠杀质控。很多涉及人性的历史事件总会有如此争议，人性中的残忍是不可接受的，屠杀是人性丑恶的极致浓缩，而政治却更加无底线地利用这种“残忍”激发出更多残暴的相互仇视的人性。其实，分出我们、你们和他们，或许就是这种残忍和残暴的根源。我比较喜欢此片结尾孩子们的脸和动作，他们只代表了孩子，以及望向世界的眼睛。影片还是极力想还原出当时各方人性的真实，塞军不用说了，是主要的被控诉方，联合国军呢？丑恶懦弱的自保心态，在威胁面前其实也是最真实的表达。其实就连女主，我们的翻译，还不是除了歇斯底里地想保护自己的家人，对于其他人也只能选择性忽略，这是这部片子值得尊敬之处。历史事件中，只有亲历者才具备评判权，而每个人立场不一样记忆也不一样，或许都觉得自己所述才是真实，实际有多少，或许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是正义方，别人是加害者，实际都是情绪和命运的俘虏。结尾字幕是无声的，愿逝者安息，愿每个人看到的是珍惜和悲悯，而不是愤怒与是非对错。

本文基于微信群讨论创作，并非全部个人原创。

巴尔干半岛，因多民族、多宗教信仰以及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地缘特征，被冠以“欧洲火药桶”的称号，时至今日，该地区民族纠纷仍不断。要想捋清当代巴尔干形势，可得花段时间，或许第93届奥斯卡金熊奖入围最佳外语片提名名单的《艾达怎么了》，会是一个了解当代巴尔干局势比较好的出发点。

本片创作背景

2020年7月11日，在波黑东部小城斯雷布雷尼察附近波托卡里公墓，新安葬了8名死于25年前大屠杀的受害者，“8372名受害者，数字不是最终数字”这是波托卡里公墓石碑上刻的字，那场二战后欧洲最严重的种族大屠杀导致8000多名穆斯林男子惨遭杀害，受害者数量至今仍未有定数，由于刽子手试图掩盖罪行，将尸体分散在不同地点埋葬，又将当地人驱逐出去，导致认尸骨的过程非常艰难，一直延续至今。除了人类的残忍，最令人吃惊的是这场大屠杀竟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眼皮底下进行。 为纪念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25周年，惊醒世人勿忘历史教训，制作《艾达怎么了》顺理成章。本片还原这段沉重历史事件始末，从一个普通家庭母亲的角度出发，揭示大屠杀为受害者带来的苦难，并控诉施暴者的滔天罪行。

不煽情也不煽动

因为这段历史距离我们很远，又是比较沉重的历史题材，所以关注度极小，如果没有入围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名单，或许更不会有人在意它的存在。但这部为了民族纪念日而生的影片，质量其实还不错，用比较克制的情绪表达悲恸和愤怒以及反战倾向，要知道这场种族屠杀让两个民族水火不容，在保证影片情绪输出的同时，能做到不煽动路人情绪又不煽动民族情绪其实还挺难得。

Z：影片本可以在母亲与家人告别以及认尸骨两段戏煽情，但很好的是导演并没有选择这条路。韩国前几年讲青蛙少年失踪事件的《孩子们》，也有一场认尸骨的戏，就表现得极为煽情。

而另一方面，

L：影片避开了血腥镜头，没有视觉直观刺激，反而让剧情走向以及结尾呈现更让人感觉窒息。

面对已知结果的历史故事，本片避开暴力镜头，自始至终都聚焦一位母亲的状态，用一个家庭的悲剧去突出这场灾难对波斯尼亚族人的打击。本片也可以在结尾放上控诉或真实人物缅怀亲人的片段，但影片选择用刽子手的下一代作为结尾，值得细品。不过本片也有意隐藏波族对塞族的军事打击，让这场大屠杀看起来就是单方面的，而且也有人认为这次大屠杀是美国伪造的，史料有限，还是关注电影本身吧。

Z：摄影机几乎全程跟着艾达拍摄，增强了观众的代入感。

也增强了影片的悬念感，其实直到既定历史发生之前，作为观众还在期待这家人可以整整齐齐逃出生天，可惜母亲并不是屠杀中的救世者形象，前期她只顾得上自己家人，到最后甚至连自己家人也挽救不了，这里留给观众历史并不顺人意的无力感。

L：即使利用个人职位之便为保护家庭做了多次努力，到最后被保护的家人仍然一个都没活下来，这点是挺没想到的，反而更加突出战争残酷性。

战争中的女性

L：战争中男性承担的伤痛经常被表现在国家、尊严方面，而女性伤痛往往表现在家庭。

男人在战争中失去生命，女人在战争中失去家庭。本片中女性角色大都被塑造成远离政治的角色，突然生育的孕妇，前去谈判却更多聊到自己生活的女经济学家，不断让艾达救救她们孩子的母亲以及艾达本身，都在证明女性只在乎自己家庭是否完整，而不是民族是否独立或取得胜利，尽管战争幸存者中女性占大部分，但却承受着更多屈辱和伤痛，只是相比更爱尊严的男人，女性在战争中表现的更为坚强。 联合国放任屠杀发生，其实也基于长官面子挂不住，三番五次无法满足安全区难民的需求之后，总算遇到一个平等谈判的机会，他当然要把握住，尽管他保不住那些男性，但可以将所有女性护送至安全区域，多少也算保全自己的面子。

Q：关于性别的部分，我很喜欢的一段是，艾达穿过大堂里的人群的时候，有个老奶奶向她求助他们不让她用厕所的，艾达那时候的表现就是我只是个翻译，这个点是我觉得导演关注到的以及花了一点点时间表现出来的很有意思的对女性话题的关注。 Q：更有意思的比较细节的一个设置是，那个去谈判的女士在入口的地方被“细致”的身体检查，为后文做了一个被轻视的铺垫，实际上那场谈判戏她是主要被表现的人，而且身份还是一个经济学家，她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也介绍了自己有两个孩子和一个孙子，然后对方很自然的接了后半句话问她这么年轻就当祖母了，之后有一段闲聊，完全没有切入谈判主题。后来等她们回来，这位女性一早就洞见了对方不过是在作秀而已，但是和她同去的艾达的丈夫相信了军官的话，并且骂经济学家是蠢女人。 我：这段很讽刺，作为知识分子的艾达丈夫谈判过程中紧张到撕纸，但回到联合国营地之后竟然还对谈笑风生、洞察一切的女经济学家嗤之以鼻。 Q：在女性话题里，导演更着重于母亲这个话题或者概念来剖析整个战争的意义。我最喜欢的是最后一场艾达回家的戏，她看到自己的房子被别人住下，他们坐下来“谈判”，围绕的点就是母亲的身份，现在屋子的主人有一个上了一年级的小孩，她企图用母亲的身份和艾达拉近距离，可以平和的对话。紧接着是女主寻找家人尸骨，进一步表达伤痛这场戏，这场戏拍得非常厉害，因为刚刚Z也说了，屠杀和认尸骨拍得很克制，我是觉得这样的戏拍了这么多年，就两种拍法，一种煽情渲染（商业片更常用），一种就是克制地拍，但克制有时会被很多水平不到的导演理解为“不拍”，但本片导演就很聪明的插入了一场回家的戏，用空间、用对话，加上女主角的表演，来揭示多年过去，战争仍在她的心里留下印记。

关于影片色调

Q：这个电影的颜色设置其实是偏暖色调的，军方用了橙色、橘色、棕色这样的温暖的颜色来表现，女主角所处一方则用了轻柔治愈的蓝色表现，这样的色彩会多用于爱情电影中，因为它令情绪没有那么的紧张，首先导演很聪明，因为关于屠杀她要的就是那刺耳的枪声，她的屠杀戏不是血淋淋的视觉冲击，只是要听觉上的刺激，所以它的方式是在视觉上先抚摸你。 Q：中间女主角有一场求联合国把她家人加到名单的戏，那场戏是一个交融的开始，在会议室里就挂上了橘色的布，后来接着那场戏，战俘上车的时候还拍到了橘色的鞋这样的细节，我个人把这个理解为一种战争的浸染。同样的，在最后女主回到家里时，她的家已经变成一个蓝色和橘色交融的场所了，这就是战争对于人心变化的外在表现，这场戏去放在认尸骨的戏前面，我觉得是一场非常漂亮的戏。 我：我觉得本片色调还是偏冷偏灰暗一点，而且蓝色一般代表忧郁和绝望，搭配大量室内戏，给我感觉十分压抑。 Q：这么理解也没问题，但我觉得差别是，翻译这个中立身份，以及她从始至终穿的蓝色衬衫，为本片定下的主基调，我不把这理解为负面或消极。

关于结尾

艾达最后选择了与历史和解吗？ 起初我是这么理解的，她选择回到伤心地教书，还原谅犯下暴行人，因为他的后代为艾达保留了最美好的回忆，结尾以孩子们的舞蹈结束，比着和平鸽的手势，好像是向往和平，但果真如此吗？

2018年世界杯，瑞士球员扎卡和沙奇里庆祝动作引起不小争议。

双头鹰手势是一个极端种族主义的手势，代表支持科索沃独立，相对于塞尔维亚来说，这是挑衅。与本片结尾孩子们的舞蹈手势非常相似，尽管科索沃问题是阿族人和塞族人的矛盾，本片说的是波族人和塞族人的矛盾，但共同生活在同一片土壤，又有着相似经历，而且波黑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的目的也相同——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很难说两者一点关系也没有。如果真的是教塞族小朋友这个手势，无异于一次精准复仇。看那几个家长不愉快的神情，好像也佐证了这个舞蹈的意味。

也可能是我想多了，因为小孩子的舞蹈可能只是呼唤和平，让大人们睁眼看历史。

D：孩子们表演的地方很像屠杀现场。

也许引起家长们不快的，正是这些无忧无虑的孩子们让他们对过去的暴行感到惭愧。

早在2002年，同样表现波黑战争的反战影片《无主之地》拿下第7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头衔，20年后，波黑电影再次站上奥斯卡舞台，结果将会如何还要拭目以待。

One of the best questions raised when or after watching the movie is: why were those UN blue helmets looked so powerless?

Audiences must know that the blue helmets are not United Nations Forces, but Peacekeepers. There were only two experiences when UN formed forces to fight wars, Korea 1950 and Kuwait 1991. It means that UN is fighting against an enemy as a declared party of the conflict.

But UN peacekeeping mission is different. In such a mission, UN peacekeepers are not a party of the conflict, but a barrier segregating between the parties in conflict or between military power and endangered civilians. One of the top priorities and core rule of engagement is that the UN peacekeepers shall not become a party of the conflict fighting against a particular enemy. The peacekeepers face no enemy until a particular individual firing at them and technically the group which the individual belongs to is still not the enemy even by then.

The UN peacekeepers are under command of the United Nations who always being stuck in complicated procedure of authorization. That’s why the real problem solvers are superpowers, regional organizations and even former colonists. In the new century, the UN tried to change itself a little by authorizing two military interventions, Lybia and Coast Ivory, but the process of reform was cut and stopped by Syria. Where will the UN especially its declared function of protecting civilians go in future? Maybe we need more time and efforts than a good movie.